再创的传统——“贤妻良母”与蒙古族女子教育

"贤妻良母"是近代日本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挖掘出来,并随殖民教育逐渐波及到亚洲国家的"再创的传统"。本文通过分析"贤妻良母"话语与概念之间衍变的关系以及对近代蒙古族女子教育的影响,揭示近代蒙古族女子教育所呈现的不仅是培养了有知识的"贤妻良母",而其背后的复杂现象,特别是出现男女分工模式的松动及婚姻规范的重组,使蒙古族女子教育本身有了更深远的意涵。     

“边疆”再探:概念、类型与治理路径

“边疆”的本质属性涉及人口及其密度,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从“边疆”的人类社会属性上讲,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则是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根据边疆社会属性的两大维度——安全与发展程度的高低,通过2×2矩阵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纯粹型、控制型、相对型和中心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边疆治理的基本路径:安全优先模式、发展导向模式、“钟摆”模式和安全发展并重模式.     

“走廊”与“通道”: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

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区域研究传统。改革开放之后,西南研究陆续出现了＂区域模式＂、＂族群模式＂和＂跨境模式＂三种研究范式。其中＂区域模式＂更贴近于社会历史现实,具有强烈的学科问题意识。至二十一世纪,基于历史上民族的源流考察与走势判断,兴起了诸如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滇黔驿道、进藏公路等＂通道＂研究。这种基于＂走廊＂学说和＂通道＂研究而展开的＂区域模式＂,将交互性和流动性作为研究之重点,来深入地阐释形塑西南中国社会人文特质的关系结构,将有利于中国人类学获得更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经验的世界图式,也有助于具体研究者获得真正的文化自觉和认知主体性。人类学的中国西南研究只有基于＂区域性＂的大视野来展开,在一种关系格局中来寻找西南研究的问题意识,才能摆脱＂民族性＂的现代叙事,并对＂民族认同＂这样的问题有所超越,最终回归到当地的社会历史现实和人文形态特质来深化对中国西南的认识把握,从而在学理上展开一些更为深入的对话。     

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的关注与启示

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与谋求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既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西方国家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又猛烈地抨击了近代晚清王朝的封闭、守旧和腐败,还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奋勇抗争;揭示了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加强的国际环境下任何强国凌辱弱国和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行为都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近代航业兴起下的区域社会经济生活变迁

航运业的发展所带来的运力革命,改变了市场的时空距离,也引导了社会经济生活变迁的新趋向。一方面,市场的多元化在潜移默化间改变了商品结构和人们的消费习惯,吸收新式元素成为显著特征;另一方面,贸易规模的扩大,城镇在航运网络中的功能由单一的消费终端转型为中枢转运、原料输出的双重角色,潜在的经济价值因是被逐步释放出来。     

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自驾车旅游市场调查及发展研究——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不断增长,汽车已经进入百姓家庭,自驾车旅游成为一种新型的旅游业态在全国处于繁荣态势。而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因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自然景观以及"后开发效应"等优势,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自驾车旅游者前往考察、观光和休闲度假。但随着自驾车旅游者的增多,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自驾车旅游市场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本文以凉山州为例,通过调查了解凉山州自驾车游客的特征及其在凉山州的旅游体验和评价,并针对凉山州自驾车旅游市场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策略,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旅游市场和经济的发展,同时服务于自驾车旅游爱好者。     

试析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对朝鲜的影响

19世纪中后期，日本和朝鲜两国由于受到欧美的侵略，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以追求国家独立、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启蒙思想逐渐形成。这些思想通过修信使、留学生等传到朝鲜，对朝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近代河南红十字运动探源

红十字运动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人道主义运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清末河南亦有不少士人与相关机构参与红十字会活动,但其时并未成立地方红十字组织。一地红十字运动的开端应从本地红十字组织的筹备成立起算。就现有资料来看,近代河南红十字运动的起始时间应以1912年为宜。探本溯源,不仅可为河南红十字组织的纪念活动提供相应的学理依据,更有助其发掘历史时期的人道财富,为当今的红十字运动服务。     

近代中国的吉尔吉斯斯坦认知:背景、过程与特征

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亚重要国家,与中国有着长期的历史性关联。在我们传统的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阶段性认识框架,一种是基于历史学维度的中西交流史或中外关系史的认知,另一种则是基于国际关系或政治学维度的中苏关系、中国-中亚关系背景下的认知。在前一种认知框架下,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理解和分析主要侧重于对作为历史上丝绸之路重要通道的相关区域的认知;而在后一种认知框架下,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则基本服从于对苏联的认知以及之后与新独立的吉尔吉斯斯坦的新关系。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具体空间上的断裂以及时间线上的空白,这种情况不利于我们形成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整体性认知。本文将集中于这一断裂与空白期,对近代中国时期国内知识界对吉尔吉斯斯坦区域认知的流变过程进行细致的梳理与分析,探究近代中国如何一步步形成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图景,并揭示内在的流变过程以及在这种认知背后,知识界对中国自身问题的关注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