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伦理学的主题嬗变与传统回归

国内外伦理学研究者们几乎一致确认:自70年代伊始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发表其扛鼎巨著《正义论》以来,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发生了又一次历史性转折,其主要标志是,西方伦理学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两极演进(即所谓唯科学主义元伦理学与非理性人本主义伦理学的两极发展),特别是经过情感主义元伦理学的抽象逻辑游离之后,又重新回到了伦理学的传统型态——规范伦理学发展轨道上来。然而,这种历史性的传统回归意味着什么?其理论动因和现实条件又是什么?它之于西方伦理学的未来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仍是人们期待廓清却又尚未厘定的。笔者认为,这场发生在说英语的西方国家中的规范伦理学传统复归思潮首先是对本世纪前半叶人本伦理学的非理泛化和唯科学主义伦理学的元化之两极发展格局的又一次历史性超越,与本世纪后期西方伦理学的主题变换相互映衬、互为表里。从这一理论视角去探讨上述问题,不仅可能获得较为圆满的解答,而且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合理地估价当代西方伦理学这一历史性转折的理论意义,并由此揆测21世纪西方伦理学行进运作的未来路向。     

论人生价值与人生理想

人生价值与人生理想,是道德哲学中两个密切相关的核心范畴。也是中外伦理学家们苦心探究的一个重大主题。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类自我认识的深化,这一问题变得日益尖锐和明朗。本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著名人文科学家L·J·宾克莱教授发表了有关主题的重要著     

谁之正义?何种合法性?

包括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在内的几乎所有当代人都很清楚,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问题并没有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而结束.     

信仰危机的“现代性”根源及其文化解释

文章力求从“现代性”文化的批判的视角,揭示现代信仰危机的认识根源和经济文化根源,进而辨释知识信念与价值信仰、现实与理想、宗教与信仰本身的内在关联,分析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缺失和精神衰弱现象,以期给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内在精神紧张和信仰困境提供一种可能的合理解释。     

“泡沫道德”与“大跃进”

从道德的观点谈谈肇始于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一或作这段特殊历史的道德反思，这一想法给我一种莫名的道德心理暗示：作为我的出生年，“大跃进”似是一个带有历史悲剧性意味的象征符号，让我产生某种天赋的道德负担--毕竟，我的出生总会点破那个年代的“荒谬性”（萨特语）。 那个年代的荒谬性，令人联想到当今瘟疫般流行东南亚地区的“泡沫经济”（Ｂｕｂｂｌｅｅｏｃｏｎｏ－ｍｙ）。可仔细深思起来，其荒谬的根源并不全在于经济行为本身，且实际上也不能与现今的“泡沫经济”相比。“泡沫经济”终究还有一种泡沫般经济繁生的表…     

“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的建构与解构(论纲)

一、“现代性”及其道德价值理念１－１．一个幽灵在现代世界游荡，这就是“现代性”。人们很难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现代性”概念，因为它所指或能指的，都不只是一种时间性向度，更重要的，是一种极其复杂、充满内在矛盾的文明或文化过程，一种悖论式的实践价值取向，一种交织着内在紧张和冲突的存在结构，一种看似透明却又诸多暧昧的生活样式，以及，一种挟杂着乐观主义想象与悲观主义情结、确信与困顿的人类精神状态。“现代性”无法用“现代性”言说叙述自身，它需要“传统”与“后现代”的上下文语境来显露它自身的意义。在此语境中，…     

儒家人文精神的传统本色与现代意义——试以先秦儒家伦理为例:一种比较阐释

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并作出合乎理性的现代估价，似乎仍是学界一个开放着的重要课题。本文无意从一般思想史的广度来承诺这一重大课题，惟立足于一种哲学阐释视角，在明辨概念的基础上，以儒家伦理为例，对本课题提示某些探究理路，对儒家人文精神的现代理解作一比较性辨析     

论生活方式

(一)引言 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里;还是在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抑或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生活中;人们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真切的问题:即对人类生活方式的研究已显得多么迫切和重要。但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理论上,我们偏重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忽视了生活方式的理论探讨;以致导致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研究的困难。此其一。理论上的偏颇也招致实际工作中的困境,社会多种生产之间的比例失当、生产与消费脱节、市场供应与人们实际生活需求背离、商品积压等等。此其二。更值得注意的是,理论上的片面性,造成了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混乱,甚至造成这样一个假象:似乎研究生活方式就是资产阶级的享乐哲学,吃、喝、玩、乐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代名词。于是,“越穷越光荣”曾一度成为一些人头脑中的生活逻辑;“艰苦朴素”、“勤俭约节”也被错误地理解为一种约束个人生活的僵死教条。此其三。     

道德主义与历史主义之二律背反献疑

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与观念递嬗总是呈现出惊人的反复;每当社会处于重大转型时刻,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便面临一次新的嬗变,因之产生类似的两种社会评价尺度之间的磨擦乃至抵牾,这就是我们将要论及的所谓道德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问题.该命题是这样被表述的: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处于重大转型关头,道德的发展总是落后于时代经济生活的发展,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道德观念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冲突。同时,人们在对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变化作出总体评价时,必然呈现出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背离,历史尺度觇标为善的东西,道德尺度却觇标为恶。于是,社会历史的进步必然以一定的道德牺牲为代价便成为不言而喻的结论。     

弗洛姆的品格学及其伦理意义

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弗洛姆建构的新人道主义伦理学体系,既以其心理—品格学的方法,区别于马克思关于“人在人道主义意义上的解放”这一思想的社会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又以其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分析的综合视角,突破了弗洛伊德关于人性、人格及道德原则的微观生理—心理学分析的境域;形成了它独特的理论特点和文化意蕴,对现代西方伦理学的理论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弗洛姆的品格学则是他得以达到这一新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