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神赐佑”与“尽人之力”：清世宗“天人感应”理念下的钱塘江海塘工程

雍正初年，清世宗在钱塘江海塘修筑中提出了“一劳永逸”的目标，并且为实现治水目的，在意识形态层面将海塘工程纳人到了“天人感应”理念的范畴。但是，“天神赐佑”、“非人力所能”与“一劳永逸”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从而对塘工修筑产生了深刻影响。意识形态与水利工程的交融，因此成为雍正朝治水政治的一大特点。     

道教的地震观

地震在古代道经当中有着相当丰富的内涵,除了作为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基本含义之外,还可以作为高道成仙时的一种详兆、帝王驾崩时的凶兆,以及神仙在讲经说法或者施展法力时的一种表征.对于引起地震的缘由,则主要是用天人感应说、气化论、五行学说以及善恶报应说来进行解释.对于地震的预测以及通过各种斋醮科仪,道印、道符、道箓、咒语等法术来化解地震的方式,道经中也有相应的记载.     

简论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人统一观 ,尊重生命 ,兼爱万物是这一伦理思想的主题。寡欲节用是中国古代珍惜自然资源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就已形成了渗透环境伦理意识的政法理念。不同于西方传统伦理学所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先哲主张保持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是保证和维护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繁衍和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 ,它对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理论借鉴价值。在当前现代化建设中 ,有分析地借鉴我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 ,对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伦理学 ,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极有意义的     

明清时期的审美感应理论

明清时期是审美感应理论的成熟期，王夫之、石涛、刘熙载、王国维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对心物交感辩证统一的认识既深刻，又各有特点。王夫之的“情景相生”论，石涛的“神遇”“迹化”论，刘熙载的主客体“相摩相荡”论，王国维的心物交融论，分别探讨了审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用感应理论来透视意象与意境的构成要素，指出感应方式的不同是形成不同意象和意境类型的原因。审美感应理论还渗透到读者的阅读、欣赏过程中，形成中国特有的感应接受理论。     

“天人感应”:中国古代的风险文化

"天人感应"既是中国古人的宇宙观,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风险文化.它源于谴责,成于化不确定性为确定性,并以逆向推理获取警示效果.从最早带有"天命论"色彩的"敬天保民"观念,到使其完善的邹衍的阴阳五行观念,再到最终构成体系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都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反思性思维,彰显了"天人感应"的风险文化特征.     

试论荀子礼治思想对孔孟德治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荀子建立在天人观人性论哲学基石上的以礼为本、"隆礼重法"的礼治思想是对孔孟德治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他的天人相分、化性起伪的唯物主义礼治思想是对孔孟德治思想唯心主义的超越,他的明分使群、以义制利的智性主义礼治思想是对孔孟德治思想德性主义的超越,他的"隆礼重法"、德主刑辅的现实主义礼治思想是对孔孟德治思想理想主义的超越.剔除其封建糟粕,它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小康社会仍可提供有益的启示.     

不齐之齐与无物之物——论《庄子》齐物思想的三个层次

庄子的齐物思想在整体上浑融一体,但其中又有层次可循。"万物本齐"是在肯定万物各自差异性的同时强调万物在本源上的一致,从而为"是非一齐"提供理论上的基础。"天人之齐",实质上是通过齐是非而对万物本然状态的复归。这三个层次共同包含了"不齐"与"齐","无物"与"物"的巧妙辩证,也生动地构成一种递进中的循环,超越中的复归。最后,齐物思想的最彻,是天人无分,"齐""物"同泯。     

自然美的生成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

自然美的生成问题是美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角度诠释,自然美的生成基于三个方面:生产劳作活动培育了“自然的人化”力量;生产劳作活动培育了人与自然对象之间动态同构的生命感应模式;生产劳作活动培育了自然形式向美的形式的生成.这三个方面的成果促进了自然美的独立和发展.     

天象与世变:汉唐间的“枉矢”星占

汉唐时期,"枉矢"被认作是昭示动乱、灭亡的流星天象。截至北宋前期,史籍记载了17次秦末至唐代的"枉矢"天象,而这些记载中出现了发生时间的错乱、描述细节的出入、占辞事应的牵强附会等问题。对"枉矢"的解释,也从《史记》、《汉书》所见的两种,增加到了唐代《开元占经》等书中所见的数十种。其中部分可能是后人参考之前天象后的时事而修改、增加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时人们之所以如此迷信"枉矢",是与汉唐之际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儒家思想、佛道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统治者或有心人的有意推波助澜密不可分的。     

解析董仲舒的人性说

西汉中期董仲舒传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人性思想,试图调和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融合阴阳思想,将人性纳入到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之中,提出了＂天人相副＂、＂性善情恶＂的命题和初具雏形的＂性三品＂说,并由此推出了与之配套的王道教化主张。董仲舒的人性说使得儒家对于人自身本质的认识得以深化,而且他提出的人性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为＂性三品＂说的提出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