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合对广州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利用2012年广州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经济融入水平、社会融入水平和心理融入水平等角度分析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Logit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低收入水平的人来说,较高收入水平的人长期居留意愿更高,自购房屋的流动人口比租房和住单位集体宿舍人表现出更高的长期居留意;与当地人经常交往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广州长期居住,享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由于受到制度保障更愿意在广州定居,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也发挥着正向的影响;心理融入水平从主观意愿和客观体验两方面影响着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新型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社会融合程度的不断提高可以增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要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增强他们的长期居留意愿,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通过培训提高流动人口的技能,进而提高其收入;将流动人口纳入廉租房范围;拓宽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构建以促进社会融合为目标的社区文化;加快流动人口服务均等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的税收支持效应:理论阐释与现实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有关,也与提供足够就业岗位的能力有关,税收均与之紧密相连.现行税制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受到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分配非对称及税种结构失衡等制约.基于此,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税收政策支持的缺失进行分析,构建了税收体制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传导机制,提出完善农民工市民化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调整:构筑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基本对称的税收体制;优化税种结构,充分发挥税收职能;增加农民工群体的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建立地方收支匹配的长效机制,以促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湖北省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情况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是适应人口形势发展变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有利于减缓人口老龄化步伐,有利于缓解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有利于改善人口生态和抵御家庭风险。因为生育水平过高、过低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本土性与再生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了本土性社会资本和再生性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关系,发现社会网络规模、本土性社会网络的交往频率、再生性社会网络的帮助,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土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初入城市具有帮助作用,但长期来看不利于其市民化。农民工再生性网络交往规模太小,对市民化的促进不足。因此,应当扩大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规模,特别要加强再生性社会资本的建设。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及政府角色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是制约市民化的重要因素,政府一直在市民化成本分担中扮演主导角色,政府角色的定位决定政府在市民化中成本分担的方式和实际效果。本文对市民化各项成本初步测算,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总量大,承担了绝大部分成本的政府面临实际财政支出的制约,这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际效果。因此,政府需要在成本约束和市民化效果指导下进行角色定位,借助市场进行成本有效分担,单列财政专项支出,多元成本分担主体协调并进,从而构建良性的成本分担机制。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及其动力机制的法学分析——以四川的“三个样本”为例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本质是再一次的农村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即合理配置农村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与扩大消费市场的双向改革。市场是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础动力,三种不同市民化路径反映出发挥市场的动力机制作用存在重建市场微观主体与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两大前提。从法学层面分析,重建市场微观主体,重点需重新明确农村资源产权,实现户籍与财产权利的分离;构建公平竞争环境,要在适当保留农民特殊国民待遇的前提下实现权利义务的均等。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应该成为上述改革的突破口。     

ECM-IS视角下移动政务APP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移动政务APP快速发展，但也存在功能单一、满意度不高、用户持续使用意愿较低的问题，要促使其健康发展，必须重视用户的使用体验和使用意愿。本研究以ECM-IS模型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移动政务APP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模型，据此设计调查问卷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移动政务APP的系统质量是满足用户期望的重要因素，而用户感知对于提升用户的满意度以及促使持续使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感知便利性和感知有用性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最后，从促使用户持续使用的角度，提出了完善移动政务APP系统功能、突出实用优势，兼顾趣味功能，以及重视用户感知、强调人文关怀等对策和建议。     

走出农民市民化的困境: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遇到的困境主要有二:一是如何将粘附在户籍上面的福利功能剥离出来,二是如何将粘附在土地上的保障功能剥离出来.要走出这两大困境,一是可通过政府土地财政解决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而不是首先考虑由此产生的成本在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如何分担的问题;二是要修改现行的土地法律,允许农民进城转为市民后放弃土地耕种但可不放弃土地权益,即“放土不放权”,而不是象有些地方把农民放弃土地权益作为置换城市户口的前提.为此,笔者建议在长三角率先试行让农民宅基地指标随人口流动而流动的改革,通过建立宅基地指标库,把增加城市建设用地量与增加农民工落户数量挂钩,并允许农民用宅基地置换城市住房.     

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杨凌示范区的数据

选取陕西省杨凌示范区具有代表性的18家合作社,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农户个体特征、农户生产特征及合作社服务及环境等方面,分析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文化程度、收入提高程度和家庭农业总收入、合作社的服务水平和合作社技术培训的次数与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有显著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