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广府戏剧演出图像说略——以《时事画报》、《赏奇画报》为对象

清末在广州出版的《时事画报》及《赏奇画报》,发表了为数众多的戏剧演出图画。由于这些作品大体采用写实手法,且图说互用,故可从中看出清末广府戏剧演出的大概状况:一是祭祀演出占有很高比例,二是演戏肇祸现象屡屡出现,三是戏剧改良如火如荼,此外还可以从中得知粤剧演出的其他风俗、戏班情况及当时城市剧院、农村戏棚的形制情况等。画报作者站在维新立场,客观上提供了难得的、形象的戏剧史料,应当引起重视。     

中国戏神再考(下)

四、摩罗─—傀儡戏─—耍孩儿─—肘姑子拙文《中国戏神初考》（以下简称《初考》指出，中国的戏神（喜神）信仰与佛教中的威报罗夫系密切。那么，摩眠罗与傀儡戏有什么联系呢？我们注意到，至迟在宋代，魔合罗已经用于傀儡戏的演出。还是先看它的形象。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六说：摩限罗，“南人目为‘巧儿’，今行在中瓦子后市街众安桥，卖磨喝乐最为旺盛。惟苏州极巧，为天下第一。进入内庭者，以金银为之。德词云：‘天上佳期，九街灯月交辉。摩喉罗孩儿，斗巧争奇。戴短檐珠子帽，披小缕金衣。喷眉笑眼，百般地敛手相宜。转睛地功…     

以开放的心态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

开放的时代需要开放的心态。首先,学术史上不存在壁垒森严、固定不变的学科界限,中国戏剧史更毋需划地为牢,学者本人亟需挣脱学科归属的羁绊,保持自信;其次,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大背景下,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依然相当封闭,学者们外语水平普遍不高。其症结在于学者太以自己为中心,未能把中国戏剧史当成一门不分国界的学问。     

中国戏剧史研究的新思路

20世纪是一个学术多元化的时代,也是学术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期。20世纪戏曲学是现代学术研究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领域,其鲜明的学术特征与丰硕的学术成果,已为学界所公认。学术多元化如何影响着现代戏曲学的发展轨迹?20世纪戏曲研究的格局有何特点?如何寻找戏曲研究领域中新的学术生长点?未来戏曲研究的趋势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与探讨。为此,我们邀请了几位近年来国内这一研究领域中较为活跃的学者,就这一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西秦戏根植广东因由探讨

首批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广东西秦戏,源自明代西北地区的西秦腔,具有极高的文化保护和学术研究价值。西秦戏能够根植广东,原因有三:首先,西秦戏传入之初,广东还没有成熟的纯方言戏剧;其次,明清两代,官话的推广,使得官话念白、官话行腔的西秦戏可以被广东的观众欣赏和接受,而海陆丰方言中的文读音与西秦戏所讲的官话的相似,为当地保存西秦戏成为可能;再次,与北方"听戏"的习惯不同,南方一开始走的就是唱、做并重的路子,形成了南方观众"看戏"的习惯,即使有部分语言障碍,也不妨碍观看。     

如何面对窦娥的悲剧——与苏力先生商榷

本文对苏力《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一文提出商榷,主要观点是:1.在元杂剧《窦娥冤》中,桃杌把窦娥判斩并不如苏文所说“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做出”的“基本合乎情理的判决”;2.在法庭上,原告张驴儿的陈诉并不比被告窦娥的申辩更可信;3.即使在古代,窦娥在刑讯逼供下承认“药死公公”也不能称为“证据之王”;4.窦娥的冤案不是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造成的。文章提出,在进行“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时,务必要注意二者的区别,切勿步入误区。     

藏戏传统剧目的佛教渊源新证

该文对《诺桑法王》等几个传统藏戏的题材来源进行了新的探索，指出传统藏戏剧目的题材多源自佛经，尤多敷演佛本生故事；说明藏戏并不属于“傩戏型”戏剧，而是典型的佛教戏剧。     

关于元杂剧《汗衫记》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

在研究元杂剧的时候,不能回避的问题之一,是诸版本间的异同问题。如果把大概产生于元末、用于观剧的元刊本《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和其后二百余年产生的,现在最常见的《元曲选》本试作校勘,就会发现,尽管每个作品会有某种程度的差别,但是它们之间的异点实在太多。狩野直喜氏在元刊本(京都大学影印本)的跋中,曾举出它和《元曲选》本四项大的异同,其中之一是:     

"戏场":从印度到中国——兼说汉译佛经中的梵剧史料

“戏场”是汉语中的一个复合词 ,却最早出现在建安初的汉译佛经中 ,并在晋、唐之际的佛经中多次被使用 ,指印度的歌舞、百戏、戏剧演出场所 ;隋唐时期汉族文人的著述中多用以指与佛教有关的场所 ,宋代始用以指优戏演出场所 ,完成了它“出口转内销”的过程。汉译佛经中保存了一些梵剧史料 ,对于研究早期梵剧及其与中国戏剧的关系 ,弥足珍贵。梵剧中的“引线匠”与南宋杂剧中的“引戏”、安徽贵池傩戏中的“报台先生”酷似 ,说明梵剧对南戏进程已构成实质性影响。     

娼妓·渔妇·观音菩萨--试论鱼篮观音形象的形成与衍变

鱼篮观音形象的形成经历了从娼妓到烈妇的转变,反映了"以色设缘"的佛教义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观音手中的鱼篮,本来是菩萨以性作为方便法门的标志,但民间信仰赋予它新的功能,使它成为了降魔伏妖的法器.这种由娼妓而菩萨的过程,体现了鱼篮观音形象在中土文化影响下的不断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