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意义研究——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提出的最新安全观念。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丰富、涵盖面广,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理论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从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出发,不仅能更好的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渊源,还能更准确地把握总体国家观的重要意义,为实现我国特色的安全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哲学阐释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人民基于共同的身份认同、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文明根脉、共同的价值追求等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从传统的自在民族到现代的自觉民族、从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走向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文明共同体,其内核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平包容的文明传统流传至今,推动着中国和平崛起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价值共同体,凝结着民族成员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依归,建设好多民族融合的共同家园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期待。     

论改善型民生

根据支撑基础、责任负担、保障水平以及民众需求等维度，可以把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以及富裕型等四种类型。改善型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它是指通过各类民生项目的安排及民生待遇优化以促进民众生活得到持续改善、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提升的一种制度类型，是民生项目更加齐全、内容更为完善、治理水平更高、使民众各按其分的民生模式，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服务消费支出总额持续增长以便能够提升生活水平的民生类型，是那种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较高层次需要的模式类型，也是更有助于形成社会结构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民生制度类型，因而具有综合性、完善性、激励性以及发展性等特点。这要求我们优化民生类型设计及民生投入结构，补齐改善型民生短板，营造良好社会秩序，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测度及其影响机理研究

基于学界研究和智库权威评价体系构建了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指标体系,通过无放回抽样确定了21家样本社会智库,信度检验确定了指标体系的有效性.采用因子分析和逐步回归测算了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呈两极分化状态;人才缺失是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社会智库内的政府官员对研究能力提升具有直接影响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问题为导向、成立协作式研究团队、完善人才结构、及开展"精细化"研究等,以此提升社会智库研究能力.     

经济史中的“国家能力”:问题与反思

近代英国国家能力中的三个核心经济要素——财政、贸易与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表现出协调和相互促进的状态，而且还与政治和社会的日益开放包容相互促进。由此，在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关于国家能力的分析框架，而且该框架对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以此框架来观察中国明清时期的国家与社会特征以及近代的社会转型过程，却充满了矛盾与张力，因为上述三个核心经济要素在中国历史实践中不仅表现出离散性，而且与政治和社会发展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同步性。这意味着，该分析框架未必具有普适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持批判态度。     

个体化:理论谱系及国家实践——兼论现代性进程中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现代社会最本质的变迁是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和重塑。本文梳理了第一现代性中关于个体和社会关系研究的理论,诸理论都看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发展,能够自由流动的个体努力争取权利,主动从传统"集体"中脱离出来的"社会事实"。第二现代性中的"个体化"理论则揭示出第一现代性下已经脱离出传统"集体"的个体,在福利国家和民主两个基本制度的保障之下,走上了一条不再是个体主动争取的,而是"强制的""不稳固的"甚至"自反性的""自己为自己负责的""制度个体化"的新路。世界历史实践表明,"个体化"是一种形式多样而又万河归流的浩荡历史潮流,是一种高度分化而又制度化的社会结构,因对他人和社会的高度依赖,使得个体化的社会朝向一种既注重个性化而又注重承担对他人义务的新伦理,从而使社会整合得以可能。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家庭政策中的家国责任分担研究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基石。伴随着社会发展及生产生活的社会化,家庭事务从私人领域逐步进入公共领域,家庭政策成为国家干预、管理家庭事务的主要方式。从我国家庭政策的变迁来看,目前家庭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处于附属地位,相关家庭政策对家庭的支持远远不够,家国责任分担出现问题,这导致家庭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应将家庭视角纳入公共政策,明确国家的责任,使国家、社会、家庭合理分担家庭事务责任,使重视家庭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家庭的共同行动。     

精准扶贫与服务型政权的建设——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再认识

精准扶贫不仅在解决中国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作用,而且还应在推动中国基层的服务型政权建设,调适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为此,国家应该改变资源的输送关系,来推动中国基层政权由"给予型"向"服务型"方面转型,并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协作机制,优化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和结对帮扶等制度来进一步密切国家与农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