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相关文件政策强度与省域经济开放度关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实证分析

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     

刀木碰撞的历史之声——探寻藏在新兴木刻版画中的精神编码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中国近现代革命风起云涌,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结束,木刻版画作为新兴艺术媒介的突出代表,不仅贯穿了整个战争时期,起到支援抗战、提振民族精神的作用,同时还以强悍的美学语言,成为当时极具号召、鼓舞与宣传作用的坚强战斗堡垒。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新兴木刻开始朝着更加贴近大众审美的方向发展,无论从画面叙事还是形象塑造,都强调一种现实主义的朴素表达,体现了解放区的文艺政策感召下充满朝气的美学转型。     

中国共产党对于乡村社会的整合政策研究(1937-1945)

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度。中国共产党要在农民国度里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必须对乡土社会进行广泛持久的政治动员和宣传,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与认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并以经济整合、政治整合、思想文化整合等方面对于乡村社会进行了整合,通过这些方面的整合,对瓦解既有社会秩序、重构意识形态乃至抗战的胜利坚定打下坚实基础,也为之后新中国的成立赢得了民心。     

失独家庭经济扶助政策困境及其矫正——基于广东省21个市计生特殊困难家庭扶助政策的分析

自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人口实现有效控制的同时也导致失独家庭的产生。中央与地方政府针对失独问题进行了扶助政策探索。通过对广东省21个市失独家庭经济扶助政策进行梳理与比较，发现其存在着扶助保障水平低、空间差异显著、扶助覆盖范围窄、扶助责任主体和扶助内容单一等诸多弊病。因而，广东省各级政府亟需采取提高扶助保障水平、缩小空间差距、扩宽扶助范围、促进扶助责任主体多元化和扶助内容多样性等措施来保障各市失独家庭权利与利益，构建和谐美好社会。     

西南民族社区的政策变化与风水文化——以广西三江县G侗寨为中心

近年来,由于移民和旅游政策为西南少数民族社区的村寨生活空间和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关的人类学研究以人的移动为中心,探讨了移民迁徙、移民适应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课题,而往往忽略了同样作为被移动、被改造对象的自然空间、人文空间或设施等景观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为此,文章试图以位于广西北部的一个侗族社区为例,探讨当下的移民与旅游政策如何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地方性知识,以及他们是如何应对政策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现象。考察发现,当地居民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自己身边展开的地方历史并不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社会运动所建构的,而是更为主观的、个体的关于国家和民间社会的看法。对侗族而言,即是被表述为政策变化背景下的关于村落空间变革的"风水想象"。为此,通过考察围绕村寨空间展开的风水传说与实践,理解当下的政策性变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社区内部生活空间和知识结构的改变。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瓶颈制约和政策优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为缩小城乡差距,振兴乡村发展,必须着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农民获得感。在经济新常态下,财产性收入作为收入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逐年增加,存在较大的可挖掘空间。探究当前农民财产性收入在收入分配、土地制度、金融体系、农民意识方面的制约因素,对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府要做出针对性的政策优化:以乡村振兴为契机促农民增收、基于承包地和宅基地确权保护农民产权、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以拓宽农民融资渠道、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以培养农民投资理财意识,确保农民资产增值的制度性供给,为农民增收提供不竭的内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