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把"一带一路"倡议写入党章,因此必须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建设。基于此,本文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内段东中西部地区互联互通协调发展的视角予以研究,本文首先对互联互通的概念及互联互通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促进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等作用进行研究,进而为"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实践路径的提出提供依据,新时代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的实践路径:一是深化东中西部区域合作,推进政策沟通;二是加大东中西部互联互通的投入机制,推进设施联通;三是加大东中西部省际贸易和投资,加速贸易畅通化、投资便利化;四是加强中西部地区金融倾斜支持力度,推进资金融通;构建东中西部多层次的交流合作平台,推进民心相通。通过以上举措以期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实践提供参考。     

看! 义乌在“一带一路”淘金

正自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以来,沿线国家和地区明确表示支持和积极参与建设。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总体来说,"一带一路"的内涵主要是"五通三同"。"五通"就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三同"就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研究任务从根本上规定着学科的建设方向,是学科建设成功与否的主要判定标准,指导和约束着学科建设的全过程。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必须首先明确其研究任务。认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就是揭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发展规律。分工合作在经济行为中的基础性地位、新型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一带一路"倡议的丰富内涵以及全球价值链的亟待重塑,都要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揭示其发展规律。这一研究任务的确立将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创立,进而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出贡献。     

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语言政策动力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充分把握现实需求,制定与此相关的语言政策,发挥语言教育的最大功能,才能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好多层次、多渠道的语言服务工作,保障"五通"的实现。语言政策的制定受多种条件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语言环境、全球化浪潮、新语言观和语言需求作为"一带一路"战略中影响语言政策制定的主要动力,是我国制定语言政策的重要依据。通过对语言政策动力系统全面的分析,才能更好地确立语言政策问题和目标,审慎进行语言规划和政策文本的构建,助力"一带一路"中国际通用语言、区域通用语言、关键语言、小语种语言的储备和专门语言服务人才的培育,从而真正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语言服务保障。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省域产业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空间演化:塑料产业的案例

基于微观企业层面数据探讨塑料产业省域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空间演化,尝试刻画"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不同省域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下出现塑料产业出口空间从东部沿海向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域的T型产业扩散,出现相邻接"一带一路"次区域—省域的地理空间均衡分布特征;塑料产业比较优势空间分布的中部凹陷带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趋于消失,各省域比较优势空间分布渐趋平衡;在产业链不同环节中,聚乙烯比较优势分布向长江经济带沿线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邻接省域的扩散与塑料制品向东部沿海及邻近长江经济带中下游省域的集中并存;塑料产业链不同环节的规模经济差异性明显,出现由小规模企业针对"一带一路"区域,较大规模企业面向发达国家等市场的市场竞争结果。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与研究框架

建设"一带一路"需要科学系统的经济学理论支撑,但现有理论和学术研究难以满足这一要求,因此应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国内外学术探索、习近平主席和国外领导人的重要论述、中外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文件,为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渊源。"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带一路"建设中沿线国家形成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研究主线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协同发展,主体研究框架包括"一带一路"建设背景、协同发展、互联互通、风险防范和支持体系。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以创新合作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拥有独特创新优势的以色列作为新丝路的重要战略支点作用愈加凸显。近年来,持续升温的中以关系使得两国创新合作在多个领域如火如荼展开,特别是两次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召开,使得双方在贸易往来、平台搭建、学术交流、民间互访等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中以创新合作仍存有诸多问题,强度、广度、深度、力度都尚存较大提升空间。如何在当前建设"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下,全面提升中以两国创新合作关系,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合作策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成为中国向创新型经济转轨的关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增长迅速.通过分析出口贸易强度指数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增长空间巨大.借助引力模型研究2003年—2015年中国对沿线样本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潜力,结果表明,中国对沿线样本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潜力受益于双边经济发展水平、沿线国家贸易开放度、双边文化距离和自贸区建设.通过测算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发现,中国对沿线样本国家文化产品出口在总量和分类产品层面基本表现为潜力开拓型.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主线

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重要内核,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合作共赢的必然选择,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表现。协同发展以其丰富的内涵将"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效应、区域发展效应、互联互通效应等"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范畴有机串联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联动发展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联动发展战略是实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进步,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二者之间紧密联系、相互融合、共同作用。二者联动发展有助于合力推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共同促进双方民心相通、合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本文以增长极理论、产业转移理论等经济学理论为支撑,在"一带一路"倡议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联动发展路径选择,主要包括;创新双方经贸合作模式,培育新的区域"亚核心";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民族地区县域间的政策沟通;坚持开放合作、包容共赢、绿色创新的发展理念;坚持特色发展、差异化竞争。据此实现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联动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科技创新效率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三阶段DEA和Tobit模型

科技创新和"一带一路"倡议联系紧密并日益影响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高质量和持续发展。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仍面临着创新资源分配不均、创新成果转化不足、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不完善和创新体制机制不够优化等发展困境，这制约着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总体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发展。面对创新驱动战略的不断深入推进和"一带一路"持续向高质量发展，明确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整体的投入产出效率，探究影响"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效率的环境因素，以及如何提升"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效率，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引起了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此，文章基于三阶段数据包络（DEA）模型，根据2012-2016面板数据，在充分考虑了创新成果转化的时滞效应条件下，探究了剔除外部环境影响后我国"一带一路"沿线17个省份的真实科技创新效率，同时利用Tobit模型检验了科技创新主体（高技术企业、政府）、劳动者素质、金融支持和创业水平、科技创新政策等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科技创新效率既具有有效性的一面，又存在不充分、不均衡和不稳定的一面。首先，"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具有空间差异性，东南、东北、西南和西北四大板块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差异明显，整体上呈东高西低。其次，"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具有时间动态变化性，五年间综合效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且四大板块之间综合效率的差距逐年减小。最后，经过Tobit回归模型对科技创新综合效率的影响分析表明，政府支持力度、劳动者素质和金融环境对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科研经费支出强度、"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和创业水平对科技创新效率具有负向影响。据此，认为今后可以从合理调配科技创新资源、培育高质量创新生态系统、优化创新体制机制和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从而有效提高"一带一路"沿线省市的科技创新效率。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绩效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成为倡议的重点之一.运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一带一路"沿线35个国家的绿色发展绩效,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绩效的驱动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绩效总体呈现"W型"的时序变化特征,以及"西亚北非地区>南亚地区>中东欧地区>东南亚地区>中亚地区"的区域差异特征;从直接效应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对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对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开放程度具有负向溢出效应.因此,应该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加强国家之间新能源和技术的合作,优化调整产业结构,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引进绿色投资,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国别环境评价研究

对外承包工程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加强沿线国家承包工程的国别环境研究有利于降低风险和提高成功率。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新增营商环境因素，指标设计上考虑基础设施承包工程的特点，构建了包含6个环境因素、33个指标的工程承包国别环境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对"一带一路"64个国家的工程承包国别环境进行定量评价，对熵权法结果进行了Spearman检验和对国别环境综合值进行了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环境和经济环境是"一带一路"沿线工程承包重要的国别选择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工程承包环境差异显著，分布很不平衡，东南亚、南亚地区国家环境较好，中东欧和西亚北非区域次之，东亚、中亚和独联体地区较差；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承包环境评综合价值的大小，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好、较好、较差和差。研究结论不仅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开展工程承包提供了国别选择的经验证据，同时为积极落实我国"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考。     

基于可达性与经济联系的“一带一路”经济带引力格局划分

对“一带一路”经济带交通网络及国家经济联系的研究是推进沿线国家合作相通的基础,基于 GIS 空间分析技术,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一带一路”的空间可达性,进而引入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强度,探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及引力格局划分方法。研究认为,“一带一路”中国地区主要节点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通道”型空间特征;西安是“一带一路”起点地区的质心城市,承担了中国境内大部分区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国家及地区的联系,沈阳是东北地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是中国向北开放的窗口;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联系的区域特征明显,具有强经济联系的国家有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等,较强经济联系的国家基本为中亚区域国家,主要是蒙古、哈萨克斯坦、波兰等,欧洲区域的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强度处于中等水平;根据经济联系强度,将“一带一路”经济带分为三大区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中蒙俄、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纽带,推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合作,三大区域应该加强优势互补与贸易相通,打造城市群与重要节点城市来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开放型通道经济发展模式视角下"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国内省域分析和国际竞争互补关系分析

规划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推进陆海双向全面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又一创举，"促进通道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和"加强通道对外开放及国际合作"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的战略导向。文章将国内经济地理和国际经贸关系两个理论范畴进行有机结合，基于国内省域分析和国际竞争互补关系分析，探析"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国内外经贸基础，提出了"西部陆海新通道"在开放型通道经济发展模式视角下的发展路径。首先，以点轴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为基础，构建起开放型通道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框架，研究认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理论本质是对内形成西部开放发展聚合轴、对外促进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乃至衔接"一带一路"。其次，在开放型通道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视角下，立足国内尺度范畴，基于1987-2018年的省域进出口数据，分析"西部陆海新通道"地区开放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同时，应用引力模型计算"西部陆海新通道"地区区域经济联系强度，结论表明，从西部开放经济的省域地区格局来看，西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整体居于优势地位，且西南各省份间经济联系紧密，依托"南向通道""陆海新通道"的"点-轴"空间发展形态日趋成熟；西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相对较低，且西北各省份之间、西北与西南省份之间的经济联系较弱，为"点-轴"空间形态延伸拓展的潜力方向。再次，立足国际尺度范畴，通过核算中国与东盟10国的2003-2018年贸易竞争指数、贸易互补指数、产业比较优势指数和产业互补指数四大指标及关系网络刻画，研究发现，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贸易竞争及互补关系共存，中国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东盟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结构接近，在出口方面存在较高的贸易竞争性但同时又有较高的贸易互补性，在钢铁、机械运输设备、纺织服装等领域水平分工的产业内贸易潜力较大；中国与文莱、缅甸、柬埔寨、印尼、老挝等东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大，存在较低的贸易竞争性和较高的贸易互补性，在钢铁、机械运输设备、纺织品等领域垂直分工的产业间贸易潜力巨大。最终，提出空间融合扩展的全面开放路径、产业互补发展的协同增长路径、贸易物流发展的双向畅通路径和区域协调机制创建的政策沟通路径。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区域金融发展能力研究——以西北五省(区)为例

金融支持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的关键保障,而金融发展能力的提升则是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功能的基本前提。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西北段沿线五省(区)为分析对象,选取衡量省域金融发展能力的35项指标构建相应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模型研究和评价沿线各省金融发展能力。研究结果发现:尽管西北五省(区)金融整体发展能力依然较弱,但陕西和新疆的金融发展能力相对西北地区其他三省(区)处于较高水平,而处于中等水平的甘肃的金融发展能力与前两个省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宁夏和青海则相对排名靠后;五省(区)金融发展能力受其经济发展程度、金融行业规模与效率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显著,并且各自的影响效应大小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发挥向西开放重要功能的西北地区,亟需通过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优化金融产业结构、强化区域金融合作以及改革创新区域金融发展等诸多措施,合力促进区域金融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最终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国家创业政策演化和发展的计量分析:特征与前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持续出台政策以支持小微创业,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关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2018年国务院"双创"升级战略后,需要进一步思考政策优化路径.文章选取2002至2018年间中央及部委发布的创业政策文本172件,对政策文本进行内容挖掘,以了解中国创业政策热点议题的演进态势,为后续政策出台提供思路参考.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法,借助政策工具分析和政策文本挖掘手段、语义网络分析法,运用Ucinet工具等,深入分析国家政策关注点.研究发现:近17年来中国创业政策呈现"倒U"型发布态势,2015年达到高峰后,发文数量有所回落;中国创业政策体系基本建立,政策链逐步形成,围绕每个时期的国家战略以及"根政策",中央和部委之间的政策呼应性较好;政策主体呈现多元化和协调性趋势,联合发文数量快速递增,形成复杂府际关系;政策工具呈现全面性和非均衡性趋势,"政府采购""对外承包"等拉动需求的政策工具使用率偏低;政策关注点呈现深化性和时代性特点,"产业融合"、创业"服务"、创业"保障"等都成为关注点,但"小微+新技术"组合、"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体现有所不足.本研究自建"中国创业政策文本库",对政策文本进行测量和数据挖掘,并展开阶段性演化分析,分析思路与结论,都体现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由于全球保护主义倾向突出,"一带一路"建设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过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不仅拓展了中国开放之路,加速中国资本走出去,构建以中国为节点的全球自由贸易网络,还能完善沿线国家或地区交通运输、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工业就业岗位。鉴于沿线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中国轻工业及服务业全球参与程度不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应加强战略互动,坚守贸易共赢,完善投资环境,打造多边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路径选择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大背景下,中国和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迅速。中国和东盟在学生交流、合作办学、文化认同、学科和科研合作、学历学位互认等多个领域的合作面临重大发展机遇,同样有诸多挑战。今后的交流与合作需选择更合适的发展路径,从合作动机看,应逐渐从营利性向公益性延伸;从合作要素看,应逐渐从扁平型向立体化转变;从合作取向看,应逐渐由活动式向过程性转型;从合作模式看,应逐渐从单一型向多元化发展;从合作范围看,应逐渐从基础型向全面化渗透;从合作方向看,应逐渐从单通道向双向化升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研究阐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优化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有效激发贸易效应，应对外贸环境的不利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视角，构建2007-2017年中国与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总体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发挥贸易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区分贸易方向还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互联网基础设施都具有明显的贸易效应，其中：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发达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以及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新形势下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和把握建设力度，既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也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