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从中国与东盟贸易的现状出发,基于2000-2009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流量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对双边贸易有显著地促进作用,另外,经济规模、人口数量、科学技术水平、文化距离、优惠贸易区对双边贸易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地理距离、共同边界有显著负影响。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模式、动因及区域差异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利用对江苏省苏州、扬州、徐州三市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调研资料,首先分析江苏省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发展状况、模式及发展动因,并进一步对苏南、苏中和苏北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即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出现的区域差异进行比较和分析。最后为江苏省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进行用途管理和调控;二是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确定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类型;三是规范农村股份合作社组织形式,做到＂政经分开＂。     

以制度创新构建我国农民持续增收的体制框架

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有很多,但关键是由于制度缺陷的影响。通过制度创新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理分析,认为解决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在于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农村财政金融制度、农村组织制度以及户籍制度等农业制度的创新。     

江西省循环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首先从资源循环利用、资源消耗、废弃物产生、农村生态、环境质量面和清洁生产等方面分析了江西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剖析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江西循环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绩效研究——以江西为例

产业结构及其调整会推动或制约经济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绩效是不一样的。运用统计学理论就江西省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江西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说明江西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和调整。     

江西农村城镇化驱动机制研究

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选取人均GDP、平均居民年末储蓄余额、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非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农业结构比重、农村劳动生产率、劳动力资源总数、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等指标,对江西省农村城市化驱动因素加以分析评估,其结果是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推动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     

江西省各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因子分析法及其应用

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主要是指城市经济的集聚和扩散功能的比较,根据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选取能充分反映城市综合竞争力的14个指标,对江西省11个省辖市2004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因子(主成份)分析,统计结果显示,经济总量,基础设施,产业结构是影响城市综合竞争力的3个主要因子,并且对各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定,为江西省各级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气候变化对我国种植业化肥投入的影响

气候变化不但会对农业产出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产生影响.利用我国26个省2001-201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气温和降水量变化对我国种植业生产中化肥使用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看,年平均气温上升有助于降低化肥的使用强度,而年降水量的增加则会提升化肥的使用强度;对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量增加、气温上升均会导致化肥使用强度增加;对于温带季风气候区,气温上升会导致化肥使用强度下降,但是降水量增加对化肥使用强度的影响不显著.气候变化对不同气候区农业生产的化肥投入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有关化肥控制的政策有必要考虑气候因素的影响,政策目标的设定也应体现区域差异.     

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广州、深圳724份调查数据

基于上海、广州、深圳724份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考察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农民工个体及务工特征变量中,性别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一定影响,文化程度和务工收入影响显著;在城市融合因素中,参加社会活动、与同事和朋友的关系、与本地人和邻里的关系及本地人对农民工的友好态度均正向影响显著。婚姻状况、代际差异、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城市居住时间及自我认同状况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稳定性值得关注。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