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不抑兼并”——北宋土地政策研究之二

如果说,以大量下放系官田土为基本特征的北宋官田私田化政策,是晚唐以来不可逆转的土地私有化潮流在国家政策上的必然反映;那么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为标志的不抑兼并政策,则是中唐以降地主阶级大土地所有制在当时土地关系的总体结构中逐步确立自身优势地位的逻辑结果.摧制土地兼并,自魏晋以迄隋唐,乃是历代封建王朝相沿成习的传统国策.尽管其表现形式、推行力度以及效果影响等等在不同时期各有差异,但就该政策的基本内涵而言,即在不同程度地限定私人地主的土地占有量(起码在法律条文上不准违限逾越);想方设法减缓土地集中的速率;甚至迁怒于土地所有权的正常流通,对土地买卖横加干涉,以求延滞大土地所有制的过度膨胀;试图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小农阶层这样一些根本点上,却如出一辙,首尾相衔,从而在五、六个世纪中表现出前后一贯的连续性.若再进一步就其实际效果作些历史考察,那么不难看出,摧制土地兼并这一政策的长期推行,在实现该政策之预定目的这一点上,确曾发挥过不容忽视的某些作用,主要表现在增强封建国家对于土地和劳力的控制能力,为耗费巨大的专制主义官僚机器提供其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赋役基础,消弱带有离心割据之潜在倾向的地方豪强势力,以及在役兵制下保证其军队的兵源等等方面.这就是     

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示要

本文以作者自身的治学经验为据,说明经济史研究必须兼备广阔的学术视野、扎实的史料功夫和前沿的理论素养,这三者的有机融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必备功夫。     

论五朝均田制与土地私有化的潮流

序论:土地私有制论者在均田制性质、地位的解析中所遇到的困难近年来我曾数次申述对我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结构的总体看法。自春秋战国以降,在井田制渐趋瓦解的同时,各类私有土地开始出现并逐步增多,至秦汉终于形成了国家土地所有     

宋代江南地区的粮食亩产及其估算方法辨析

本文指出按每亩地租翻倍而计来估测宋代亩产之法,往往低估了当时农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其固有二,一是私租本身有分成制、定额制之别,而定额制租率较分成制往往低20%;又未能区分官租与私租之别,而官租在数额上,又要低于私租20%左右;二是未能考虑到江南多数地区的耕作制度自宋以来已从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制,而佃农所交租多半只是一造之数.进而依据文献记载重估了宋代江南地区每亩单产和农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     

宋代经济成就:工商业文明的快速成长与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

近年来,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学术界开始重估中国传统经济,特别是明清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彭慕兰、弗兰克等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力主"明清经济发展论",如彭慕兰<大歧变>一书认为中国在1800年前一直在领跑;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认为1840年前世界上白银产量的二分之一都流入了中国,如此强大的白银吸收能力说明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北宋文官政治与熙丰党争

本文从剖析北宋文官集团的社会心理和行政管理入手 ,认为北宋文官政治具有两大特性 ,其一 ,矛盾的复合性格 ;其二 ,低下的行政效率。这两大特性使得文官政治成为党争的源泉和推进剂。而在此制度背景下展开的王安石变法难免陷入党争泥潭 ,终至新法尽废而互讦不已。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以战国中叶的商鞅变法、魏晋时期的占田荫客制和中唐两税法为标界,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夏、商、西周是土地私有制的萌芽时期,战国秦汉是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时期,魏晋至隋唐是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时期,中唐至明清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基本定型和成熟时期。关于土地制度的演进阶段和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我们另有专文论述。本文着重动态考察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发展特点,及各个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发展趋势。     

宋代区域经济史的力作——郎国华著《从蛮裔到神州——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研究》读后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广东得开放风气之先,借改革政策之力,其经济与社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近年来,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广东省又大力建设"文化大省",在众多"文化工程"中,推出《岭南博士文库》,     

熙宁新法的富民与富国之争

1 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之一。学术界大都把熙宁新法看作一个整体,而未能将熙宁法与元丰法分别看取。笔者认为,实际上能够看作王安石变法的,只是王安石在任时期推行的熙宁法而已。从总体上看,元丰法与熙宁法旨趣相异,措施相左,效果亦绝然相反。其实,关于熙宁法与元丰法的差异,前人已有觉察。元丰进士陈瓘说:“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则先志固已变而行之。”“(蔡)卞等初意,专以熙宁宰相为圣,     

经济变革与宋代工商业文明的加速成长

邓小南认为,对"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并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则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葛金芳认为,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张其凡认为,宋代兵制改革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军队的职业化、雇佣化;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军队领导机构的多元化;重视禁军的选拔、补充和教阅,严阶级,劳其力;以及在兵力配置上"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等方面.何忠礼认为.北宋的科举改革不仅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还推动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其所获实效确实不容低估.李华瑞认为,士大夫们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其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