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宾格化与非作格化视角下的 双及物构式意义

非宾格化削弱了主语的施事性,也让谓语表征为结果或终止状态,并驱动隐含的第二层次主谓结构所表征的存现意义呈否定状态.非作格化强化了第一层次主谓结构的动作性特征,并驱动第二层次的主谓结构呈常规的存现意义,由此证明了双及物构式的意义是左向或右向传递.予取的双向性可以共存于同一双及物句,但予取的内容不一定是物质性的实体.物质性实体或非物质性实体的双向传递,可以概括为双向的损益关系,这就是双及物构式的意义.     

再探近代汉语“乞”字被动句的来源

"乞"字被动句是近代汉语中的特殊被动句式,前辈时贤多有关注。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近代汉语"乞"字被动句在发展演变上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与《水浒传》《金瓶梅词话》《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吃""盙"相同的来源,即"乞"是"吃"的同音借字;一条是与明本潮州戏文和现代汉语方言中被动标记词"乞"相同的来源,即"给予"义动词发展而来的。     

保险人提示说明义务新论——以合同法、新消保法的相关规定为比较对象

与合同法、新消保法对提示说明义务规定相比,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欠妥。参考国外立法例,保险人的提示说明的范围应适当扩张,而说明方式应由主动说明改为被动说明,说明的程度应遵循"适当性原则"。在具体操作上建议增设阅读期、询问表等,以增强义务履行的可操作性。     

论互文性在唐诗经典生成中的促进作用

互文性是西方学者克里斯蒂娃提出的概念，主要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的互涉关系。互文性在唐诗经典生成中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可分为地点互文、对象互文、语句互文、时间互文、技法结构互文、词汇互文几个层面，不同类型的互文性在唐诗经典生成中的促进作用是有差别的，力量较强的是同一地点类互文。     

提供劳务自然人遭受意外伤害的法律适用研究——基于《侵权责任法》第35条后句适用的统计分析

在自然人劳务提供者自身遭受意外伤害时适用过错责任的规定忽视了不同劳务提供者所从事劳动的差异性。试图用民事平等法则裁判自然人之间所形成的雇佣关系恰恰是对公平价值的背离。在现行法律背景下，司法者应当秉承职业健康安全理念，细分自然人劳务关系类型，在充分考虑案件中劳务提供者所提供劳务的从属性因素、营利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基础上做出正确的裁判。《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有关雇佣关系的规定应视为《侵权责任法》第35条后句之特殊情形，雇主责任属于劳务接受者责任的特殊规定，对于具有从属性劳务关系的自然人劳务提供者在工作过程遭受意外伤害的，裁判者应回归《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由劳务接受者承担具有严格责任性质的雇主责任。     

内向与超越——刘宗周视域中的“四句教”

"四句教"作为阳明学的核心表述,在王阳明生前已有争议。尤其是对"无善无恶"之说的不同诠释,在使得王阳明先验道德哲学解构的同时,更为心学的进一步禅化埋下了伏笔。刘宗周作为"理学殿军",目睹阳明学之流弊。他借助于理学、气学的理论资源,以"意"为中心,通过整合理学诸范畴,在蕺山学视域中,批评了"四句教"中对"意"的定位,将"意"提升至本体高度,并区分了"意"与"念",将"知""好"皆纳入"意"中,"意"由此得以从本体界贯穿至经验界,将儒学心性论所欲凸显的人的主体性推向了极致。这种改造使得心学更加内向,也更加超越,对于客观世界却更加无力。这导致刘宗周在通过"意"确认人的自由意志的同时,为了统一成德标准,又不得不回归到"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走向了阳明学的反面。在一定程度上,将阳明学所忽视的客观世界无意间带入蕺山学中,埋下了反理学的种子,为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开辟了道路。     

安多口语使役态的特征研究

安多口语中的使役态“xeujeug”由“xeu”和“jeug”两个要素构成,在书面语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语法中前者解释为“变化格”,后者视作普通动词.但本文认为“xeu”及其不同形态是安多口语的“使役助词”;“jeug”及其不同形态是“使役动词”.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无主句英译——英语隐喻性无灵主语句之尝试

本文主要以认知语言学的意义观为理论基础,分析了汉语无主句英译问题。通过分析发现,英语隐喻性无灵主语句可为英译汉语无主句提供一种新的尝试。     

新闻广播语篇概念连贯初探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提出"语境—语类—语域—话语范围—概念意义—概念连贯"全面的概念连贯理论研究体系,并从话题和小句关系两个方面分析新闻广播语篇的概念连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