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身道与国体:董仲舒国家建构思想的三重维度

汉朝发展至武帝时期,原有的政治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各种制度问题不断涌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董仲舒以天道作为政治体制设计与运行的宇宙论依据,以身道作为规范政治体制要素及其关系的正当性基础,以政治家的实践技艺作为消解政治体制建构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权力问题的主要方式,对汉朝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规范性的研究与设计,建构了系统的贤能政治体制。对董仲舒国家建构思想进行整体分析,并在此的基础上对其所建构的贤能政治进行反观与检视,有助于理解传统政治的特点及古今政治的分界。     

当前海洋划界研究范式的困境与深化——以国际法理的语境回归为视角

海洋划界研究范式是对海洋划界问题进行理论化的解释、追问、反思的学术模式,其基本逻辑结构是分析海洋划界规则及其运作,归纳出海洋划界相关的国际法理,进而解决实践问题。但在单边国家利益驱动下,本应是客观中性的研究逐渐倾斜,限制了国际法理的完整语境,使国际法理被劣化解释成了仅为佐证国家主张的国际法依据,研究范式也就此陷入了实践困境。对此,需要在理解国际法本质状态的基础上让国际法理的语境回归完整,再完成研究范式与国际法理完整语境的相对应的深化,使海洋划界研究范式在保证实践意义的同时契合国家利益。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社会功能重塑:公共危机应对中的城市社区商业转型研究——以F市地方传统商超为例

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城市社区商业积极参与抗疫防控行为引发社会对其社会功能的重新思 考.调研发现,危机前后城市社区商业行为有了明显改变,由社会规范、聚集人群、社会化和社区意识组成的社区商业的社会功能从弱变强.危机中城市社区商业行为的变化不仅促进了零售机会的增加,还加强了与所属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因此,告别单一的经济功能,进一步推动城市商业社区社会功能的重塑,是实现城市社区商业转型的关键.     

国家中心城市文化产业集聚特征及空间分异格局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国家中心城市是我国城镇体系中的核心城市,其文化产业集聚特征及空间分异格局是优化文化产业空间布局,制定针对性产业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研究以中部地区国家中心城市武汉市为例,运用区位熵综合指数和产业集中度指标测度分析了2015—2017年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及特征,并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讨其空间分异格局。结果表明: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水平不断提升,已具有较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分布在武昌区、洪山区、江岸区和汉南区;武汉市文化产业在空间分布上整体具有较强的空间负相关性,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局部空间格局以"低-高"型空间集聚类型为主,且空间结构稳定性较强,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性。     

新时代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教育教学方法探析

坚持国家安全的整体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战略之一,更好地助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我国国家安全及公共安全面临诸多的挑战,需要学校加强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教育的实施,深化学生对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信息的认知与理解,从而使学生更好为国家安全发展贡献力量.对此,分析新时代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教育实践的依据,论述新时代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教育教学方法的实践问题,并提出新时代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教育教学方法的实践路径.     

约稿启事“政治生态叠代背景下领导权威理念和维护方式的错位及厘正对策”专题研究

当前,政治生态具有鲜明的叠代性特征。一方面,进入新时代,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不断深化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权力制衡得到加强,权责关系趋于平衡,民主和法治氛围不断增强,领导干部作风有明显改善;另一方面,封建专制的领导观念、人治的领导方式、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权力运行模式等都还有顽固的影响,表现在领导权威问题上,就是把权力当权威、把职位当地位、把职能当资源、把管辖范围当领地、把下属当仆从、把任用干部当个人恩惠等,从而顾盼自雄、不可一世、颐指气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