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亚航空事故承运人责任的管辖权探讨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为国际航空运输中承运人责任的确定提供了统一的实体法规则。公约确定了5种管辖权,如何在其中做出选择不仅关系着诉讼能否顺利展开,也可能对最终的诉讼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结合韩亚航空事故的具体情况,对旅客一方可援引的5种《蒙特利尔公约》管辖权进行逐一分析,指出死伤的中国旅客将很难依据公约在美国提起诉讼。     

试论我国宪法司法化存在的问题

宪法的政治性和宪法的法律性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会对另一个方面的充分性和真实性产生影响 ,从而进一步影响宪法本身。我国宪法司法化的障碍不仅仅是人们在观念上存在误区 ,更大的障碍在于体制障碍 ,其体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限制了我国宪法的司法化。     

试论全国人大法工委法律询问答复的效力

根据我国《立法法》第55条的相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有对法律询问做出答复的权力。在某些具体案件的审理中,该种答复作为审判的依据被人民法院所适用。法律询问答复不是立法解释,亦非类似司法解释的具体应用解释,不具有作为有权的审判依据的效力。法律询问答复在普遍适用性、强制适用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其作为规范的效力如何有待讨论。法律询问答复制度的存在反映实践工作的需求,需要对相应规范进一步地明确和改造。     

CISG适用默示排除意思自治之分析——以约定适用中国法律为视角

CISG（《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系任意性规范,允许当事人排除CISG全部或部分内容,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或约定的权利义务。在合同当事人约定适用我国法律时,此约定表面符合默示排除 CISG的适用,最终CISG仍得到适用。这一结果虽始料不及,却符合法律推理逻辑并具有法学理论依据。细究此结果的发生,主要原因系我国条约独特的适用方式。我国对于类似CISG条约的“接受”规定体现在民事基本法中,非如其他国家那样显示于宪法。在当事人实行意思自治并约定适用我国某一特定的民事部门法时,由于CISG包含于约定的民事法律之中,导致CISG的适用。     

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生态环境犯罪刑法惩治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惩治生态环境犯罪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司法大数据对我国刑法规定的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情况、基本样态、核心成因与治理之策等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研究表明,运用刑法手段惩治生态环境犯罪在我国取得了初步效能,尽管污染环境罪等典型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率近年来处于冲高回落阶段;但由于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与生态要素的交互在空间与密度上依然广泛与密集;基于刑法惩治所压制的生态环境犯罪发案与犯罪的原始动能之间仍呈现出一定的二元离散;部分生态环境犯罪发案显示出犯罪人基于生活利益而获取自然资源的客观情形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依然存在;提升刑法治理生态环境犯罪的效能尚需多方参与、多元共治、多维提升,从而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质量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步高质量发展。就微观层面而言,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等公共政策的影响,自2020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数量呈现出巨大下降。但需明确的是,此种下降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与暂时性,在本质上是由于人民群众基于居家不出而形成的。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常态化、精准化,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活动仍将与生态环境产生广泛交互,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转化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普遍。为巩固生态环境犯罪的预防与治理效能,建议相关部门制定相关的生态环境法律普法计划与生态环境犯罪预防治理计划,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对盗伐林木、滥伐林木,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等典型的生态环境犯罪的相关法律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充分动员社区、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鼓励通过发展替代型产业等方式,通过多元治理方式,切实使生态环境要素所在地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利益保障与生态环境的冲突减少到较低水准,从而从根本上降低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率,切实巩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夫妻一方举债案件中的当事人确定和嗣后救济

“夫妻共同债务”与 “连带债务”在债务发生原因和债务履行上存在差别,对其进行诉讼时,诉讼形式应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当债权人仅起诉名义举债人一方时,可能构成诉讼被告不适格。借鉴德日诉讼要件理论,法院可以对当事人适格问题进行“职权调查”,但所采用的诉讼资料应遵循“辩论主义”。在此基础之上,应明确法院的释明权适用情形,即通过对已经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进行释明来改变诉的不合法状态。若因法院在此审判阶段释明权适用不到位,而最终不合法的诉获得了无法顺利执行的实体判决,债权人想要获得圆满救济仅能依靠再审。     

公司慈善捐赠的税收问题研究

针对公司捐赠的税收问题,指出新《企业所得税法》虽然对公司捐赠的税收进行了规范,但缺乏具体的操作依据.汶川地震发生后,很多企业捐赠,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显紧迫。通过考察可扣除的公司捐赠的界定.公司慈善捐赠的股东保护、捐赠的范围、捐赠的扣除比例,提出了公司捐赠税收优惠完善的立法建议.     

法经济学视角下企业年报公示制度评析

2014年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正式实行。这一举措背后反映出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配置的法律经济学逻辑：以信息传递为核心的信用机制是影响分配效率的关键,而最好的制度就是能够实现信息成本与收益之间最佳平衡的制度。然而,就目前来看,我国的企业年报公示制度仅初具雏形。如何对该年报公示制度予以完善,确保那些能够真实反映企业信用的重要信息被方便地获取,显得非常重要。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动态与应对——以TPP协议为分析框架

TPP协议通过扩大知识产权领域的刑法保护范围,缩减犯罪构成要件,明确适用情形,丰富处理程序,总体抬高了国际领域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水平;而力度不足、体系失衡和概念冲突是我国当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症结所在。我国应借TPP协议之东风,及时更新前置性法律法规,系统调整刑事法律规范,尝试全新的刑事立法模式,以便全方位推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论我国量刑程序独立的改革之路

量刑程序改革一直是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重要内容。无论在理论探讨上还是审判实践中,量刑程序改革都备受瞩目。在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试点中,我国量刑程序独立改革依然没有收到显著效果。由于缺乏配套的诉讼规则,我国量刑程序独立改革不能简单地沿袭英美法系的做法,而应寻找适合本土实际的改革措施。具体来说,应当在保持现有审判模式的前提下辅以其他有效措施,规范法官的量刑活动,切实改变控辩双方地位不对等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