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窝串案技术侦查路径的选择

当前,贿赂犯罪在整个职务犯罪案件中的比例逐年上升,尤以窝串案的影响最为恶劣和深远。贿赂犯罪窝串案技术侦查路径的选择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方面,贿赂犯罪窝串案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发展态势,对当前侦查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有关技术侦查条文的增加,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法治化趋势得到进一步充分肯定。为了有力打击新形势下的贿赂犯罪窝串案,恪守犯罪惩治与人权保障平衡的主线,又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来增强技术侦查的可控性,使其得以正当而有效地运用。     

试论大陆法系对中国近代律师业的影响

清末民初,中国通过学习和借鉴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完成了法律近代化,确立了包括律师制度在内的近代司法制度,与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大陆法系的司法制度有许多相似之处,从而使大陆法系对中国近代的律师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新《民事诉讼法》对证据规定的改进、不足及建议

新《民事诉讼法》对证据方面的内容作了较大的改动,增加了电子数据证据,改"鉴定结论"为"鉴定意见",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原来的证据排列体系作了调整。为了防止诉讼突袭,还特意规定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这些改动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发现,新《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仍存在一些不足,最主要的是没有彻底解决现行法律关于证据分类前瞻性不足的问题。     

从龙勃罗梭与托尔斯泰之争看实证主义犯罪学

为重新审视实证主义犯罪学及其价值，分析比较龙勃罗梭与托尔斯泰的学术理念。分析认为，天生犯罪人论不过是一个以社会防卫论为刑事政策指向的庞大学术工程的开端。并认为，实证主义犯罪学通过批判过往的刑事理论，彻底扬弃了以报应为核心的刑罚观；将关注的重点从犯罪行为转向了承受刑罚之痛的主体——犯罪人；进而提出了革命性的犯罪人矫治理念。     

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性质——兼谈中国古代无民法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习惯说法并不妥当,它意味着诸法都有,没有分开而已;民法之说则似是而非,模糊了民法与刑法的区别,也模糊了古今与中西法律的基本区别.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作为维护家天下统治秩序的工具,核心是一个"刑"字,是泛化的刑罚.它无所谓民事与刑事的区分,只有事之大小、刑之轻重,故与民法无关,也不等同于刑法,勉强可视为一种片面的刑法.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无从产生民法,民间社会关系与纠纷概由律及礼、俗调节.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制度研究

传统刑事司法认为犯罪是需要给予报应的针对国家的行为，犯罪必须接受惩罚，惩罚表达了社会对犯罪的谴责和对正义的追求，并且也可以用以威慑犯罪人和其他企图破坏社会规范的人。支配传统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是报应性和惩罚性的。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崭新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被害人及其亲友、整个社区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最为典型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就是所谓“被害人—犯罪人和解”或“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恢复性司法运动最初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现在则开始扩大至成年人犯罪，并且由最初仅仅适用于轻微犯罪、财产性犯罪向现在的严重犯罪甚至暴力性犯罪扩展。由此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对被害人问题的关注。     

形成权的行使与限制探讨

形成权的权利特征在于单方行使即可发生法律效力，形成权的行使依其条件的不同，会对相对人造成多重影响，也动摇了双方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论文从维护社会法治秩序的角度考虑，提出应在形成权行使的方式特征和结果效力上进行必要的限制，使形成权的行使合理化、规范化。     

宏观调控权纵向配置研究——以宏观调控法为视角

宏观调控权纵向配置的观点众多,主流观点多认为中央享有宏观调控权,但其中颇多疏漏。从理论结合实践的维度出发,因可得出宏观调控权的纵向配置应是中央和地方共享宏观调控权。在此基础之上,初步构建出中央与地方宏观调控权配置的体系。     

表见代理制度浅析

本文从表见代理制度的历史渊源开始分析，认为适合现状的表见代理制度构成要件应该分情况采用“单一要件说”和“双重要件说”，同时，着力分析表见代理制度的表现形式和法律效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的立法完善方向。     

司法裁决可接受性:理论、困境及优化路径

司法裁决可接受性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充分采纳受众的意见,以在主体间达成基本的司法共识。这符合司法价值取向的实践属性依归。然而,此理论在我国司法行政化语境下遭遇诸多困境,形式上表现为要承受盲从民意或社会效果审判带来的问题批判,实质要害在于此理论是为法外异质因素转化为法内裁决标准提供正当化依据,背离法治论者恪守的“以法律为准绳”理念。采取论辩程序的理性规制与重建司法裁决依据的标准等两种具体优化方案,能够有效地消解理论困境带来的裁决弹性化与不确定性,从而建构出满足受众应对可能生活需要的可接受性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