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的丘陵地区实践及其可持续性探究——来自西充县的调查

川中丘陵地区是四川盆地的主体,是除成都平原外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区、关键区和攻坚区。本文以典型丘陵县—西充为例,在对该县乡村发展成效、乡村发展重点领域以及乡村发展面临的多维约束问题进行分析基础上,提出化解乡村发展约束实现乡村发展可持续的四点建议,即:提高留守农村人口特别是农业从业者在有机农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增加产业农业风险意识、建立园区业主风险防范机制,乡村旅游与农业活动有机结合、提高农民乡村旅游参与度,编制河源区水源涵养规划、建立河流源区生态保护小区。     

基于关键词分析我国图书馆焦虑研究态势

国内关于图书馆焦虑的研究已经开展多年，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以我国图书馆焦虑的研究文献的关键词为统计对象，基于共词分析，利用聚类方法和战略坐标图分析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结果表明，目前该领域的研究集中于读者自身、图书馆环境和图书馆员三大因素的研究，从理论上研究图书馆焦虑起因的关注度在降低，图书馆焦虑缓解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比较缺乏。最后给出了该领域在下一步研究中的可能方向，供研究人员参考。     

企业资源配置战略与盈余持续性

盈余持续性是盈余质量的重要特征。较高的盈余持续性预示着企业的盈余质量较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企业的经营状况平稳并具有良好的管理水平,有利于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提升公司价值。近年来,盈余持续性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以我国A股市场2007—201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资源配置战略与盈余持续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营主导型公司的盈余持续性要显著强于投资主导型公司;进一步区分具体的盈余构成后发现,经营主导型公司核心利润的持续性显著强于投资主导型公司,但其投资收益的持续性显著弱于投资主导型公司。上述结论表明,盈余及其构成的持续性均会受到公司资源配置战略的影响。相关研究结论既为公司资源配置战略影响盈余特征提供了经验证据,又对外部利益相关者透过战略本质看清会计信息的内在价值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下“产权—治权”范式的分析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基于乡村振兴的多维复合要求,从"产权——治权"的分析范式出发,在对乡村治理的现实基础、历史演变和案例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客观上处于国家建构释放空间、市场发育提供导向及社会生长提供土壤的过程中,当前面对着乡村社会人才外流、资金短缺、产业效益低下等紧约束条件,低成本、高稳定性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体现在:需要构建具有产权可激励的治理主体、全要素股份合作的有机结构和政府、市场、社区三个面向的运行机制。以此有效把握"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及其运动规律,探索适应各地实际情况的具体实现形式。     

新生代乡村教师的离职意向与政策改进

新生代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新生力量和未来的中流砥柱，他们能否安心留在乡村学校从教，关系着乡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乡村教师"留不住"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6月发布《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从经济待遇、社会地位、专业发展等方面着手，提出了具体措施。但是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新生代乡村教师的离职意向仍然普遍存在，尤其是其中的男教师和工作在乡村小学的教师；新时代乡村教师的离职意向，受经济待遇、社会地位、专业发展、个人偏好、乡村文化适应性、家庭和学校支持度、教师教育满意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人偏好和乡村文化适应性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为了更好地留住新生代乡村教师，仍需在"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现有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1）重视乡村教师招聘和管理过程中对个人偏好的考察与培育；（2）积极帮助新生代乡村教师适应乡村文化；（3）关心新生代乡村教师的家庭问题，提供帮助和支持；（4）重视乡村学校建设，给予新生代乡村教师更多的组织关怀；（5）出台针对乡村教师的教师教育标准。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乡村家庭秩序的伦理逻辑与现代变迁

乡村家庭秩序是与“家”有关的元素之间相对稳定的结合关系和较为持久的互动模式。在传统农耕社会，乡村家庭组织和秩序模式持续稳定，形成了以“五伦”为核心的伦理结构，而以血缘为本位，以家国为伦理主体，宣扬差别与和谐共存的伦理逻辑是乡村家庭制度展开的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国家治政、市场运作与村民选择的多极力量影响下，乡村家庭伦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混合模式。随着传统家户制度的改变，当前乡村家庭结构呈现血缘依赖与工具理性并存的趋向，而衔接家国关系的“家共同体”不断分解，个体化行动在建立家国连续统中的作用突显。伴随着新型秩序的生产，乡村家庭仍面临不确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