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产性收入的主要特征

自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以来,涌现出了大量关于财产性收入的文献.本文的目标就是要利用相关数据,主要就1992年和2004年两个年份进行比较,分析我国财产性收入及其分配的基本特点和动态变化特征.     

试论执行公正

执行公正蕴涵着应然性和实然性的标准和尺度.人们可以用一定的观念和标准来评判和具体衡量执行公正.执行公正的根本价值取向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执行公正的途径,就是按照公平正义这一法律价值的内在要求,在执行权运行的环节上合理构建各项具体制度,革除阻碍公正的制度因素,确保执行权公正行使.     

要健康,靠自己

我参加省老干部健康协会的活动已经八年多了,启迪很深。我在这里学习的体会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己——要健康,靠自己。"首先,管好自己的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管好自己的嘴,对健康很重要。应当合理饮食,酸碱平衡,戒烟限酒,少吃多餐,七八分饱。对蔬菜、水果、坚果之类,应当     

"城市贵族"的陨落:失业与犯罪

当前我国的失业人员主要由原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构成 ,改革使这一群体成为相对损失最大的群体 ,不满也最为强烈 ;同时客观上分配过程中的不正义加深了这种不满 ;社会化特有的整合、协调功能由于各种原因被削弱了。失业人员在不满无法排遣的情况下很易发生行为的异化 ,走上犯罪的道路。由政府牵头、社区为依托的化解不满、控制犯罪的措施显得犹为重要。     

"辩诉交易"立法可行性的相对合理解读

“辩诉交易”制度是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 ,并为诸多发达国家所借鉴的刑事诉讼程序。在分析“辩诉交易”的起源及当前国际上的立法、司法现状基础上 ,一定范围内承认“辩诉交易”的合法性 ,借鉴其来弥补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坦白从宽”刑事政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不足 ,并由此提出相对合理的立法思路和具体建议     

浙江经济增长正处于新一轮上升阶段——2003年浙江经济运行情况和2004年走势预测

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省经济经过两年多的调整性增长,2001年四季度开始,进入了明显的周期扩展上升阶段。从动因看,基于微观企业市场选择的技术进步和供给改善成为本轮周期的最大亮点,这是市场自主扩展的增长,因而是稳固而持久的增长,也是今年战胜如此众多困难,保持我省经济强势运行的内因。从制度环境看,这种内因将在发展中不断得到自我加强,所以,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省经济的较快增长是可以预期的。明年浙江经济将仍处于周期的上升扩展阶段。一、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和特征今年浙江经济相继战胜了非典疫情、供电紧张和高温干旱等不利因素的…     

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评价与认识

本文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提出经典劳动价值理论修正和完善的方向。并对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作了新的认识与评价。认为劳动在价值起源上具有最终性 ;劳动及劳动者在价值创造中具有主导性 ;劳动在新增价值或财富构成中具有主体性。结合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认识 ,提出社会财富按生产要素的贡献率分配的科学依据 ;从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是市场交易的经济规范的契约关系 ;当前非公有制人士的收入主要来自资本和他们的技术劳动及管理劳动贡献的收益     

生产活动范围与国民核算原则

本文详细论述了发展生产、满足需要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马克思再生产原理与三方等价原则即国民生产国民收入国民支出是相通的；新形势下如何看待国民经济核算中关于生产和使用的范围、原始收入和派生收入、第三产业中的各种公共性服务；经济学理论著作中长期对生产、分记、使用范围的误解，根源可能在于前苏联１９５３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经济、统计工作更应紧密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对国民经济核算问题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新成果荟萃之二

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泰岩 ,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 0 0 2年第 2期上发表了《在经济增长新框架中审视个人收入分配》一文。该文指出 :从适应经济增长要求的角度来看 ,我国的个人收入分配状况还远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是我国经济实现快速稳定增长的基本保证。提高农民收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中之重 ,推进城市化 ,使农民向城市转移 ,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治本之策。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则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 ,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二、武汉大学…     

浅析分配不公的成因及对策

造成分配不公的原因很多,如价格“双轨制”与短缺经济相结合是产生“官倒”暴富的原因,法制不健全,赋税不公平是个体(私营)户收入畸高的原因,地方利益的强化和政策的过度倾斜是拉大地区收入差距的原因等。为此应该在公有制经济范围内,继续坚持反对平均主义,管理拉开收入差距,对于非劳动收入应通过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和行政手段加以调节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