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业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研究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纳税人适用税法的预约裁定制度。这意味着随着税收征管改革不断深化,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真正落地将在我国迎来重大突破。需要在我国税法中确认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使其成为新的征管模式建设重要的制度支点。该制度对体现税收法定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延伸税法预测作用、拓展纳税服务空间、降低税收风险、提高纳税遵从度有重要意义。当然,在模式与具体制度选择与执行程序设计上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认真探讨,深入研究。     

建筑工程中“不可抗力”的风险分担

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经常伴随着“不可抗力”所带来的风险,常常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所以,在建设工程中,要避免“不可抗力”所带来的风险,就必须重视对它的分析和应对。另外,在处理“不可抗力”风险时,应注重合同的签订,重视风险管理,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购买工程保险可以减少不可抗力造成的风险损失。本文从工程实例出发,从不可抗力的概念解读入手,提出了“不可抗力”风险的分担策略,并结合实际工程案例,对工程中“不可抗力”风险承担的思考,将风险转化为更大的经济效益。     

侵权责任追偿权的“背锅”理论及法律关系展开——对《民法典》规定的侵权责任追偿权规则的整理

侵权责任的追偿权,存在于连带责任、替代责任、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先付责任、补充责任以及附条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等不同形式的多数人侵权责任之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特别是在侵权责任的立法中,对于如何确定追偿权,认识不一致,理解不相同,立法规定也有异,缺少统一的见解和对策。事实上,侵权责任追偿权的法理基础,通俗地表述就是"背锅"理论,即在多数人侵权责任中,责任人为行为人造成的损害"背锅";既然是责任人为行为人造成的损害"背锅",就应当有统一的"甩锅"的规则,这就是追偿权的原理。整理《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追偿权的规定,可以看到多数规定是正确的,但也有部分规定有待于一步深入研究,旨在提出更好的解决追偿权的具体规则。     

基于优先权拍卖的产能分配机制研究

本文考虑一个供应商和两个独立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系统。当供应商的产能受到约束时，零售商可能会竞争有限的产能。本文提出将“优先分配权”作为一个有价值的标的物进行拍卖，按照出价高低确定优先分配顺序。本文证明了优先权拍卖机制属于共同价值模型，并提出了两类拍卖机制：事先拍卖和事后拍卖。本文证明两类优先权拍卖机制均会促使零售商提交真实的需求作为订单量，并且满足收益等价定理。而就供应商期望利润而言，事后优先权拍卖机制要高于事先优先权拍卖机制。     

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基于199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探讨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对于释放居民购买力,促进消费内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199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更加系统地研究了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1)随着经济发展,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负向和正向作用均会被强化,并且少儿抚养比的负向作用要大于老年抚养比的正向作用;(2)受教育水平、性别比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会增加居民储蓄率,城镇化会抑制居民储蓄率的提高;(3)老年抚养比、性别比、家庭规模、受教育水平和城镇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通过加入控制变量和转换计量方法,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模型稳健性较好.基于结果,本文提出了私人养育成本社会化、建立动态的社会保障制度、注重城镇化质量、缩小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鸿沟、持续提升人力资本等政策建议.     

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人的学说的三个误判

海德格尔文本中对马克思的评论聚焦于人的问题,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规定、人的地位及人的归宿等问题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实则是对马克思人的学说的三重误判。海德格尔以既定的人性规定将马克思划入人道主义的范畴,却忽视了马克思对人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早期异化式的人道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变革;认为马克思以人的优先地位遗忘了存在,未能察觉马克思感性活动原则下人的实践活动对于存在的持守;指出马克思所倡导的人自身的生产必将致使人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未能认识马克思通过资本逻辑的批判指明人的终极发展在于自由与解放。透过海德格尔语境中对马克思的误判,还原马克思人的学说的实质与最终指向,是立足于新的理论视角以推进马克思人的学说研究,从而进一步彰显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     

宪法上人格尊严与民法上人格尊严的相异与交互

宪法上人格尊严的内涵是一个长期令人困扰的难题，尤其表征在理论与实务中宪法上人格尊严与民法上人格尊严存在混淆与错位的图景。当务之急是对二者间的相异与交互做系统的梳理与阐释，以厘清各自的适用范围与边界。就二者间的相对独立性来说，主要体现在功能性差异、法律的形成余地以及宪法不能成为私法裁判的直接依据上。而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属性以及人格尊严话语体系的特殊性又使二者的交互成为可能。民法上人格尊严的认定要素对宪法上人格尊严的界定具有积极含义，并为人格尊严内涵的理解搭建起了基础框架，宪法上人格尊严的本质应认定为一般人格权。借由宪法规范与民法规范动态的循环解释使宪法的价值贯穿于部门法之中，由此实现宪法上人格尊严与民法上人格尊严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