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FA和SVR的GDP预测模型研究

首先对1980—2013年全国年度GDP数据进行消除趋势分析（DFA），发现GDP时序具有长记忆性，表明当前GDP值用来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的GDP值具有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利用具有非线性和强泛化能力特点的支持向量回归机（SVR），建立SVR预测模型,得到了较好的预测效果.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

资本结构是企业财务活动的结果,不仅受制于外界宏观市场,还是诸多利益相关者和企业自身特征权衡和博弈的过程.有必要选取2004~2013年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十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部分调整模型研究资本结构调整的相关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的确存在动态调整,并且公司的特征变量对于目标资本结构及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均存在相关性.这些研究为企业的确存在最优资本结构且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这一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能为农业上市公司提供参考,对其提升自身价值做出一定的贡献.     

刘禹锡咏史诗在大和初的影响--兼论中晚唐诗歌学人气渐显之趋向

大和元年左右，刘禹锡终于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贬谪生活，重新回到政治中心，他固然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满足与欣慰，但政治热情已下降，而将其旺盛的生命力更多地转入到诗歌创作中。不同于韩孟尚怪与元白尚俗，诗人以学者的识力与诗家的豪情在咏史怀古之作中开掘出新的诗境，再次登上诗坛最高点。这既是诗家才力使然，又是长庆之后诗风转变的反映。在贞元、元和相对稳定的三、四十年里，进士科出身的知识阶层在政治上有了全面发展与提升，学者型官员增多，士人崇尚才情的价值观念不断融入史学成分，尚学重识在士人的评价体系中越发突出，史学在士人知识结构中分量加重。刘禹锡咏史让白居易折服，并以此类作品转变仕途命运，即与这一学术背景关系甚大。具体解析刘禹锡《西塞山》、《金陵五题》这类作品发表与被接受的过程，可说明刘禹锡重返诗坛中心的原因以及中晚唐诗风之变的具体过程。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的重点省份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圈定的省份(重庆和西藏除外)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00—2015年的数据进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研究。实证研究发现:(1)以金融发展效率为门限变量时,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总体上是抑制效应;(2)以金融发展规模为门限变量时,当该变量跨过各个门限值时,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由负效应逐渐转为正效应;(3)改善农村劳动力结构和提高农业科技投入可以促进农民增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1)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升金融体系运行效率;(2)增强农村劳动者素质教育,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3)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辽宁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通过查阅辽宁省统计年鉴,整理了十四地市近十年城镇居民收入的相关数据,选取第一产业贡献率(X_1)、第二产业贡献率(X_2)、第三产业贡献率(X_3)、GDP增长率(X_4)、辽宁省城镇人口失业率(X_5)、辽宁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X_6)、辽宁省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X_7)、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X_8)、辽宁省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X_9)等变量作为自变量,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因变量基尼系数和九个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结论:需要进一步缩小基尼系数,从而减小各地市之间的收入差距。     

基于模糊回归模型的洪水灾害分级评估方法研究

高效、准确评估自然灾害事件的级别,是应急管理中有效控制灾害和制定减灾防灾对策的重要保证。针对洪水灾害等级评估中存在的模糊不确定特征,提出基于模糊多元回归模型的洪水灾害分级评估方法。首先,提出一种基于可能性均值-标准差距离的模糊多元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然后,将洪水灾害等级和影响因素看成是模糊因变量和自变量,通过求解模糊回归方法得到模糊回归影响系数,这样能够较好地解决分级过程中存在的模糊性问题;最后,以45个洪水灾害事件为例,实例结果表明,模糊回归模型应用于自然灾害事件分级是可行且有效的,能够较好地解决灾害事件等级评估中的模糊性。     

环规束紧下环保企业的发展与制约——基于间接视角的断点回归设计

随着环境不断恶化带来的生产、生活方面的危害日益突出,环境治理迫在眉睫,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绿色环保经济,中国的环保法规不断束紧。以2012年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2015年实施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准自然实验,设计断点回归的研究结果表明,2012空气质量新标准的落实为环保企业带来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了社会环保需求的同时,也对企业管理优化、CEO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表现为,2012空气质量新标准一方面促进了企业商誉,抑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另一方面也增大了CEO的变更和减薪压力;而2012空气质量新标准对环保企业经营结构、风险配置等方面的调整则不明显。研究还表明,具备一定预期的2015新环保法的实施时点上,环保企业上述层面的变量除商誉外的政策效果不显著,即存在预期的政策束紧对社会环保总需求和环保企业管理优化需求的影响均被提前"稀释",从而可能使政策效果转向环保企业经营管理的更深层方面。研究启示:束紧的环规冲击对社会环保需求、环保企业管理优化需求均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但预期会促进环保参与主体提前完成上述过程,即连续的、可预期的系列环保政策束紧是环保产业调整的可能驱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