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城、稻城土头统治的由来及其嬗变

文章主要从乡城土头情况着手,分别介绍了各主要土头的特点及势力强弱,指出稻城土头统治的形成及发展系因乡城而起,即乡城激发稻城自保,产生并发展了土头统治,进而与乡城相勾结又相矛盾。在此基础上,文章将土头统治分为以下6个阶段:1、洛绒丁真—土头形成及发展时期(1912～1923年);2、彭错大吉、冷龙大洼与降措尼马的矛盾—土头的争斗时期(1924～1939年);3、稻城土头的崛起;4、扎西宜马与降措尼马的争斗(1937～1939年);5、扎西宜马独尊及新兴土头的出现(1940～1950年);6、土头统治的结束(1951～1956年)。最后,文章从政权更替、社会变迁、地缘政治及地理环境等因素出发,分析了土头统治产生、发展及消亡的原因,指出“乱世”滋生了土头,新式“武器”发展了土头,土头统治只是民国年间统治失控的特殊产物。     

清代四川天主教传教史拾遗(二)

清代的四川既是天主教传教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清政府禁教活动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本文通过对常明、韩鼎晋、甘家斌等人的要求和行动解释这一点。长期的民教对抗，影响社会的稳定，无论对那一方都不利。清季，民教双方都表现出愿意融合的愿望，并采取相关的行动，文章通过对法国议会对天主教活动的认识，清政府对外藉传教士编入职官，以及四川大吏对教会的行动，等等，反映这一趋势。     

木里大喇嘛兼土司统治的由来、特点及终结的缘由

通过认识旧木里藏区社会的个案,揭示有无"私有"对政教合一统治的特别作用。"喇嘛王国"曾是清代民国木里的概括,喇嘛不能组建家庭,"无私有"是构建当地政教合一统治的凭借。大喇嘛兼土司是旧木里的最高统治者,土司由清朝册封、权力由中央政府授予;喇嘛是维系其统治的阶层,大喇嘛只是他们的首领,为了稳定,他也不能组建家庭。分析"土司政权的行政区域"、"土司衙门的职官"及"三大寺职官"三表,可知土司兼大喇嘛是以寺庙、僧人为基础实行政教合一统治;特殊的婚姻限制及传承规定,使得"无私有"的大喇嘛统治得到延续。20世纪初,清朝终结,环境变化,影响木里的传统统治;重要的是因"私有"的引诱,大喇嘛及个别喇嘛为有家庭而还俗,经营庄园,"庄子"(农奴)服役,占有并增加私产。"庄子"分化"百姓",影响喇嘛;"私有制"损害土司兼大喇嘛的权威,极大加重"百姓"的负担,建筑在"无私有"的喇嘛统治逐步走向终结,印证了家庭、私有,导致统治的改变。     

述论清代甘孜藏区的设治特点及演变状况

清代,中央政府视甘孜藏区为"内属区域",采取内地民族地区的管理方式,"流"(官)主"土"(司)从而实施统治。雍正初年,清政府划分川、滇、藏三地界线后,设立雅州府打箭炉厅,驻扎军队,派遣官员及将领,封土司委土目,施以管理。稍后,清政府设立三处粮台,粮务委员监控地方,加强统治。清末,清政府改土归流,废土司建官府,改造基层,拟建西康省,彻底"内地化"。清政府在甘孜藏区的设治特点及演变状况说明所谓"大藏区"是不存在的,中央政府依据藏区实际、沿袭传统,因俗而治,分区管理。     

云南民族教育发展刍议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欲刍议云南民族教育的发展,就得从小学这个基础教育谈起。 解放以前,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仅傣族有自己的文字。解放以后,为了扶植、促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部门为傈僳、佤、拉祜和景颇等族创制了文字,并且在不同范围中推广和使用。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教育中,双语教学没有予以重视,一些矛盾和问题因此出现。主要是:汉语和汉文多用于民族     

论清代凉山彝族人口发展的原因及其相关的问题

凉山彝族人口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以清代中叶为阶段的。在此以前,由于受制于物质生活资料及居住环境诸因素的影响,彝族人口增长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但从清代中叶开始,凉山彝族人口迅猛发展,并一直持续至本世纪八十年代初。分析清代凉山彝族人口发展的原因及其由此派生的部分社会问题,有助于正确理解执行彝区的人口政策,使人口的增长同     

关于清代川黔等地天主教童贞女的认识

守贞是天主教的重要宗教修行之一。然而 ,清代贞女在家修行及传教修行 ,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行方式 ,其中以四川、贵州等地最具典型。本文依据珍稀的资料 ,以“我者”的角度 ,论述贞女在家修行的由来、内容及特点 ;分析修行方式的变化与缘由 ,以及对于传教活动产生的部分后果 ;进而从当时教外人的视角认识贞女的修行行为 ,揭示清末四川等地社会持续爆发教案的重要原因。     

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终结土司制度的认识

土司制度曾是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元代创建,明朝完备,清代衰落,20世纪50年代彻底终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终结了土司制度,具体步骤和措施有三方面。首先,民族区域自治从制度层面否定了土司制度,自治区政府的建政程序抛弃传统的册封授职作法,土司头人虽在人民政府任职但身份变化。其次,共产党在“走上层”、争取团结及任用民族上层时,也积极培养农牧民出身的干部;新型民族干部成长锻炼,替代旧的土司头人,当家做主,实现干部的“民族化”。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改革”运动,通过民主建政、“‘土’离土”“枪换肩”等,在基层社会消除了土司制度残存的“土壤”。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与中国边疆治理的思考

我国大陆地区数万公里的陆地边疆的治理绕不开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建制及民族理论上，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混用，再到“民族自治”，最后确定“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然而，民族区域自治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如“自治权利”有哪些内容，该如何行使等。尽管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已确定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边疆治理必须在此框架上开展。我国各边疆地区存在种种差异、发展不平衡，但边疆治理需要统一，应避免差别。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权利”的实现不能简化为“机关民族化”及“党员民族化”，毕竟汉族与少数民族是相互依存的。边疆治理需积极地、变通地发展经济，缩小甚至消除差距，化边区为内地，边疆才能长治久安。     

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共产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实施了治理，其主要途径有：解放军进驻，维护安定，作为治理的保障；派遣中央访问团，传达中央政府的关怀，宣传共同纲领，争取及团结少数民族，构建新型的关系；建立民族自治区或联合政权，实行区域自治，改变旧的管理体制；开展抗美援朝等运动，向少数民族宣传爱国主义，树立祖国观念，形成并增强中华民族一家人的共同意识；选拔、培养及任用民族干部，管理本民族事务；进行民主改革，完成对所有制的改造，开展民主建政，统一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