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C市场上消费者从众决策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

电子商务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给消费者带来极大的购物风险。文章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利用淘宝网交易数据对 C2C 市场上消费者的从众决策行为进行研究。研究发现 C2C 市场上店铺的日销量在店铺间存在二八分布的特征，说明网络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有从众行为。基于面板模型对店铺市场份额的研究表明，店铺历史销量信息对消费者选择店铺的决策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店铺信用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建议 C2C 交易平台增加退货量指标、动态销量图以及销量和价格的相互对应信息等，以促进消费者理性购物。     

多角度分析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之间的关系

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是高中生物学习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是高考考查的重中之重。二者在生理过程中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征稿启事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山西省唯一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自创刊以来,在广大作者、读者、审稿专家和本刊编委会的大力支持下,我刊质量逐年上升,各项学术计量指标年年有所提高,并在第四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武大版)(2015-2016)》中,被评为“RCCSE中国核心期刊(A-)”。     

基于5W2H法的校园电子商务模式研究

利用5W2 H分析法针对校园电子商务价值创造的过程进行阐述。     

网红直播带货的伦理审视

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和网红经济的发展,"网红直播带货"成为一种新的重要营销方式,它不仅能满足人们个性化的物质需求,而且能满足个体的社交化情感诉求,但其中所潜藏的诚信缺失和个体消费成瘾等伦理失范问题较为突出。加强个人义利观教育、完善社会诚信监督机制,丰盈个体精神生活、净化社会消费风气,则是解决这些伦理问题的可行性路径。     

谁来保护我的“经济身份证”

日前,湖南建设银行外包工作人员崔某非法查询外地个人信用报告3678笔,并以10元/条的价格转卖给小贷公司,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这一判决再次引起大家对个人征信的关注和讨论。与个人金融生活,尤其是贷款、信用卡消费等息息相关的信用报告作用重大,因而被称为个人“经济身份证”。但如此重要的“经济身份证”,却成为某些不法分子的牟利手段。如何保护个人信用?征信出现逾期记录怎么办?所谓花钱修复征信可信吗?     

网络时代的名人文化、“粉丝”消费与情感劳动——我国网红现象研究的三重议题

网红即网络红人，这一群体是由市场经济与互联网媒体共同催生的产物。网红的出现见证了我国名人文化的市场化和媒介化变迁，在线“圈粉”的逻辑一方面让新媒体变成了制造名人的数字化机器，另一方面也使得网红的“非法兴起”问题愈益突出。另外，作为新名人的网红还引发了“粉丝”消费的转向，“粉丝”不仅能透过网红去消费真实，更能在此过程中凭借对新媒体的运用而将自己塑造成网红。成为网红也意味着要付出相应的情感劳动，这种劳动将网红的情绪与身体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商品化处理，从而满足“粉丝”与资本的双重需求。不过，并非所有网红的情感劳动都会被资本收编和异化，比如我国正在崛起的主流网红，就构成了传播正能量的网络治理主体。现阶段，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导向，大力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发挥网红在促进网络社会治理精细化和专业化层面上的积极作用。     

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构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路径

[提要]论文在引入世界儿童文学关于价值问题研究的学术视野的背景下，指出儿童文学的文化实践特质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判断的难度，提出“儿童文学是什么”这样的事实认知研究应该转向基于现实的、可靠的社会语境的“价值认知”研究。在对百年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梳理的基础上，论文就当前我国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构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路径进行了基本的论证。     

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证考察与治理路径

[提要]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以特殊预防、社会控制和修复关系等理念为制度着眼点，蕴含着人文主义的善治观，可有针对性地矫治涉罪未成年人并回归社会，可有效控制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率与重犯率。然而，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可窥见，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主体不明与矫正举措单一，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与矫正组织，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与配套性机制等问题。针对践行障碍，有必要走社区矫正的善治之路，明确矫正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矫正内容的实质化，建构全面、科学、专业化的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体系，设立递进式惩罚性措施以及完善基础性设施等，逐步实现社区矫正从“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     

民族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历程、逻辑及展望

[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民族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普及初等教育主导下构建民族基础教育管理体系（1949-1980年）、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健全民族基础教育补偿体系（1981-1991年）、以实现“两基”为前提构建民族基础教育法治体系（1992-2001年）、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主要方式构建道德教育体系（2002-2014年）、以特色发展为工作重点挖掘民族基础教育文化体系（2015年至今）五个阶段。呈现出从“补偿体系健全”到“文化体系挖掘”，坚持“优惠与特色”为主要特征的“政策—理念”演进逻辑；从“教育规律遵循”到“民族政策贯彻”，坚持“教育政策贯彻与民族政策宣传”并重的“政策—环境”演进逻辑；从“管理体系建构”到“法治体系完善”，坚持“政府主导，民众参与”为特点的“政策—行动”演进逻辑。面对新时代背景与发展机遇，民族基础教育政策要坚持特色发展，引导政策理念向“文化性与人本性”的回归；遵循政策规律，创设“教育规律与民族工作规律”共显的政策环境；坚持良法善治，采取“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的政策行动，助推民族基础教育实现优质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