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江南名医马元仪的学术承启

马元仪是清代康熙年间的江南医家,师从沈朗仲,兼事李中梓,私淑喻嘉言,参阅《张氏医通》。马氏穷究医理,五十多年临证济世救人,成为清初一代名医;言传身教,造就尤在泾、汪光爵等大医。晚年马元仪增订先师沈朗仲手定原本,勘校得失、添补按语,《病机汇论》实为士材学派最完全之书,让医学薪火延绵传递、踵事增华。马元仪可谓士材学派乃至清初江南医学承启的枢纽。     

文化治理的基础与形态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与文化批判理论,隐含着一个文化研究领域的"法兰克福命题",即媒介对文化单向控制,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工具。但是,在媒介技术不断变革的现实图景中,文化传递与信息方式的变化动摇了媒介控制的基础,使文化治理成为可能。文化治理的任务在于构建资本逻辑、政治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共识机制,克服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实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相向共生,以合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为一体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机制回应"法兰克福命题"。     

黄宗羲论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基于对《明儒学案》文本的解读

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同为明末理学之显学,在明代理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最后五卷,设置《东林学案》和《蕺山学案》,分别对东林学派与刘宗周的学行及学术思想作出论述。这些论述主要围绕其为东林学派正名、论东林学派对阳明学的批判与调和,以及高度赞扬蕺山之学三个方面展开,其中既有黄宗羲对儒家士大夫学者胸怀家国、内外兼修等高尚人格的无比崇敬,也有黄宗羲对东林学派与蕺山之学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同时也体现了他扬"心学"、抑程朱理学的学术倾向。黄宗羲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客观地实现了对明代理学后期发展的总结。     

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二元化问题探析

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问题、技术伦理的二元划分和技术-社会研究模式确立等二元化问题已然成为时下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视点。结构-功能、结构-意向性的“二元组成”是从技术设计的视角来打开技术黑箱的必由之路;设计伦理和使用伦理的“二元分割”,使得技术伦理研究包括动态嵌入和事后规范两个向度;技术-社会“二元依存”模型的建构,使得技术研究从脱域回归至返域的境遇中来。     

精英与通俗?——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

<正>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史学的研究取向发生了变化。年鉴学派史学家们放弃传统年鉴学派对经济、社会和变化的研究,不再支持总体史学,他们收编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把注意力转向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社会边缘和公认价值的负面上,如巫师、离经叛道者等边缘人,1到了80年代更转向了视个人为研究主体,以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为研究主题的新文化史。2《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Popular     

历史比较语言学新语法学派批判

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中,新语法学派的崛起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因而从理论建树的科学主义、材料分析的细节主义和语言本体的个人心理主义三方面探究新语法学派的理论方法就更显得有意义.     

古典山岳舆图的图绘类型与嬗变历程

对于缺乏详细记载的学者的思想,囿于材料和认识水平,很容易出现执其一端而以为得其真谛的看法。我们只有将零星片段进行综合考察,将有限材料与当时情况系统比较,从思想史的整体视角来把握零星记载,才能对缺乏详细记载的学者的思想有较为全面的把握。根据同时代人的看法,陈仲子是个人主义者,他的思想中有墨家和道家节俭原则,以及“亡亲戚君臣上下”的道家、墨家思想,还有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大体来说,陈仲子的思想近于道家的庄子学派,兼有墨家、农家的成分。陈仲子所提倡的注重个人品德、节俭、自食其力、同情贫贱者、追求自由、顺应自然、廉洁等主张,至今对个人、社会和国家仍有重要意义。     

社会何以可能:16世纪泰州学派的探索

泰州学派放眼明代中叶"会"从原有的家、国结构中脱颖而出的现实,通过对"身"、"友"、"会"等诸多观念的重新阐释,提出了社会由个人之志趣组成,重视个人的价值,倡导个人权利与尊严等重要思想,对"会"的组织结构和组成机理做了理论上的总结.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泰州学派所描述的这种新型社会形态,正是现代意义上的"杜会".     

极具学派特色的中国儒学史研究成果——评黄宣民、陈寒鸣主编三卷本《中国儒学发展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多种中国儒学史专门著作出版，如赵吉惠等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广东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多卷本《中国儒学史》等都各具特色，为学界所关注。近由黄宣民、陈寒呜二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儒学发展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汇集思想史研究专家最新研究成果并具有突出的学派特色，这是同类著作中不多见的，因而颇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