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传染病疫情下基于服务水平的疫苗分配及储备研究

为缓解重大传染病疫情下疫苗的短缺现状,本文结合传染病模型(susceptible-infected-recovered-deceased,SIRD)考虑疫苗需求与疫区医院收治容量的关系,以期望短缺数最小为目标建立疫苗分配模型,推导分析了最佳服务水平和储备量,并给出了不同情形下疫苗的最优分配方案。此外,通过数值模拟,进一步探究了紧急调配成本、资金预算、需求变化、疫区数量以及疫区间相关性等外生变量带来的影响,验证了模型推导结果,为疫苗分配和储备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发现:疫苗接种有助于促进病毒感染曲线平坦化和降低疫情峰值,从而减轻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的现象,降低因感染而死亡的人数;在不考虑储备疫苗的情况下,无论需求的不确定性程度如何,为每个地区提供同等的服务水平有利于最小化疫苗期望短缺量;考虑储备疫苗的情况下,向需求波动幅度较大的疫区提供更高的服务水平可以减少期望短缺,但疫区数量较多时,为每个疫区提供同等服务水平更具公平性,即使会导致疫苗的次优覆盖;是否考虑储备疫苗取决于紧急调配成本、预算的高低以及疫区需求情况等。     

传染病防治中医务言论自由与患者隐私法益冲突解决

传染病信息披露涉及社会稳定和民生安定。医务人员作为一线接触病情的群体,负有义务向患者本人进行告知,也有权向特定范围内的不知情者披露相关信息。在诊疗活动中,医务人员同时也肩负着保护患者隐私和尊重患者人格的使命。如何在有序防治传染病的同时兼顾保护患者隐私安全仍有待深思。文章分析医务人员披露传染病相关信息的言论自由和患者隐私的法益冲突,从基本价值建构、原则遵循以及医务人员和患者应受的法益保护和克减方面进行义务设定,寻求二者矛盾之调和。     

近代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在上海的移植

上海开埠后,为了保障租界洋人的健康尤其是防治传染病,适应租界日益复杂的城市生活,租界当局开始着手建立与城市互动发展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然而,由于中西城市卫生理念差异、租界当局殖民统治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等原因,在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移植过程中屡屡发生中西文化碰撞。     

基于动态SEIR模型的传染性疾病预测和政策评估

突发传染病防控问题是近年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话题，突发传染病不仅会对人们生命健康造成巨大威胁，还会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实现突发传染病的及时预警、实时监控和合理预测对传染病防控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传播动力学SEIR(Susceptible Exposed Infectious Removed)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动态SEIR(dynamic SEIR)模型来研究突发传染病的传播趋势.该模型不仅可以考虑人口流动对疾病传播的影响，而且可以根据防控干预措施对模型参数进行动态估计，更符合传染病的病毒传播特点，有更好的预测效果.最后，本文提供相应的R软件包dSEIR供研究者使用.     

疫情防控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重新激活,对刑法第330条第1款的修订有其正当性基础,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更有利于规制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行为,有效惩治和预防犯罪。从客观方面来看,妨害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的防治也可构成该罪。从犯罪主观方面来看,该罪应界定为故意犯罪,这可以从刑法总则对过失的界定以及该罪的罪状表述推断出来。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认定,从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方面,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可以明显区别开来;对于该罪的刑事处罚,要考虑的是结果与具体危险可以适用同一法定刑,而且在目前疫情情况下可以从严处罚。     

新冠肺炎患者遗体处置的法理思考

传染病患者遗体处置的公共卫生政策既是医学问题，也是政治难题，考验着政府治理能力。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传染病患者遗体处置的相关规定，尚不足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卫健、民政等政府部门处置新冠肺炎患者遗体的主要依据是规范性文件。该做法与域外的新冠肺炎患者遗体处置方式存在着差异，相关制度的设计、启动、落实在科学性、正当性方面需要进一步补强。当前，在传染病患者遗体处置这一特定殡葬领域，需要通过制定科学的公共卫生政策、尊重个体权利、提升法律制度系统性协同性等方式，不断完善我国的公共卫生和殡葬制度，以便有效应对常态化的疫情防控。     

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的伦理审视与优化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通常会引发争议。通过对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的判罚罪名、行为类型、刑期认定、案件周期、是否上诉等进行实证考察，发现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隐含了以下伦理问题：一是刑事罪名框定不适当扩张，凸显国家权力干预与个体权利保护之间的冲突；二是有期徒刑广泛严格适用，凸显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三是刑事处罚的污名化效应，凸显社会利益与个人负担之间的冲突。公共健康伦理契合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所隐含的伦理性，可以为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提供价值指引和设定伦理规范。在公共健康伦理视阈下，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应当以社会正义作为底线价值，同时充分考虑可允许性、相称性和必要性等正当性条件，在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共同体——以北京某社区为例

以大规模传染病为典型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一种现代性风险，给人类带来生命危机的同时，也引起社会文化的变化。在新冠病毒带来的这场现代性风险中，检疫隔离是防疫的重要手段，城市中原子化的现代性自主个体因区域封闭治理被限制在同一社区空间内，又因面临共同风险而产生心灵联系，催发出群体认同和精神共鸣，形成风险共同体。在风险共同体内部，出于风险意识的人际团结与撕裂并存，形成张力；在外部，风险共同体边界明晰且具有排他性。在风险应对的中国语境下，控制范围谨慎扩张的国家逻辑和防御边界不断收紧的个体逻辑产生矛盾之力，形塑了风险共同体这一人际关系新形态的特征。     

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的社会危险性评估与程序应对

近年来，涉及传播艾滋病病毒和曾被作为“乙类甲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刑事案件高发并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由于具有严重传播风险，需要特殊治疗并予以分类管理，在追究这两类重大传染病患者犯罪的刑事诉讼中，一线办案人员普遍面临较大压力，担心发生感染事故或职业暴露。受“潜在危险论”影响，在贯彻从严惩治方针时，存在“一押到底”“超期非羁押”等非法治化现象；在作出轻缓化处理时，又出现了“一放了之”“纸面服刑”的个案。随着相关疾病传播概率、危害后果的客观变化，在防疫政策修正后，对涉罪患者社会危险性的认定应当作出适应性调整，甚至根本性转变。当前，有必要系统整合存在不少冲突之处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从长远看，根据“以预为先”理念，为有效防治今后可能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建议在《刑事诉讼法》第五编中增设“涉重大传染病刑事案件特别程序”一章。建议遵循流行病学规律，依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循证评估重大传染病患者在司法场域中的现实危险。在扩大适用非羁押、非监禁刑时，可以依申请或依职权采取电子监控手段加强监督管理，降低相关风险。     

影视剧中的传染病安全化及其现实启示意义

传染病是影响人类健康和生存的一个重大威胁，新冠疫情的爆发和肆虐更加凸显了这种威胁。近年来大量有关传染病的影视剧应运而生，此类影视剧剧情中的传染病安全化情景对强化公众对于传染病的认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也对现实中传染病的应对和防控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