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我国出版自由研究

当代我国的＂出版自由＂,应着眼于法律如何保障出版自由和如何规制出版自由。即现阶段我国＂出版自由＂的内涵是：出版自由是公民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将作品编辑、加工并复制后向公众传播,以出版的形式发表意见来参与管理国家、公共等事务的权利。研究＂出版自由＂时应正确区分出版自由和政治自由、表达自由、新闻自由、议论自由的区别与联系。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有明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却没有＂出版自由法＂,其实＂出版自由权＂与＂著作权＂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出版自由权是著作权的前提和保证,而著作权则是出版自由权得以落实和具体化的司法手段。     

论合同自由的限制

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应该清楚认识到，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只能是手段而不能是目的。如果忽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作用和交易双方的自由意志而对其随意限制，则必然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限制太大就会挫伤交易双方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政府等主体如果随意对合同自由加以限制，缺乏必要的监督，则必然会产生滥用权力与腐败。在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时，有必要做到正当限制与谨慎限制。正当限制即政府等主体在限制合同自由时要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谨慎限制即要求对合同自由的限制要把握好“度”，畸轻畸重都将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     

杜威论民主的基本原则

杜威分析了民主的三大基本原则:自由、平等和博爱,指出自由总是在某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的具体的自由,而不是封闭的原子式个人的抽象自由,社会控制是保证个人自由所必须的条件;平等意味着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去自由发展他自己的才能;博爱就是要国民自己觉得是互相联合统一,有密切的相互关系的。     

伯林的两种自由

自由问题一直受到普遍关注,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各有特定的含义,伯林的反对者对其的批评,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伯林自由概念也有不足之处。     

国外保障出版自由立法研究

《公民权益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出版自由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对各缔国加以约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宪法或其他法律,对出版自由一般都有明文的规定。研究世界各国法律、法规对于出版自由的规定,可以对我国出版自由立法形成有益的借鉴,同时紧跟国际形势,推进我国的出版贸易。     

Meaning of Political Controversy in the Classroom: A Dialogue Across The Podium

The abstract value of academic freedom is enjoyed (or not) in concrete settings, as interactional and emergent experiences. We examine classroom political controversy in our experiences, understandings, and values, using grounded theory methods and collective autoethnography by a team of fiv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ur data were generated through electronic and face‐to‐face dialogues. Our analysis, guided by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and constructionist framework, yields a picture of Controversy in Action, whereby we navigate Barriers to Open Discussion and Costs of Controversy. Results highlight insights into taken‐for‐granted meanings unexamined in day‐to‐day classroom interaction. We attend to the relevance of the local context in which our classrooms are embedded and the interactional, meaning creating work that goes on in those classrooms, as we negotiate controversy.     

论庄周与萨特的存在哲学

庄周与萨特，对人的存在意识与存在方式都曾进行了痛苦而深刻的思考：关于个体孤独、绝对自由、悲观而乐观等命题，都曾是二者为命途多舛的人类生命所作的无奈而悲凉的存在选择，让我们看到东西方哲学家在人类认识世界、把握人生过程中观念思维超越时空的交互与相通。     

自由的性质

尽管自由的关系和意义错综复杂,但个人自由构成所有其他自由的基础,也是理解它们的前提。在政治哲学里,个人自由始终就具有政治的意义。而在现代政治共同体之中,个人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目的的手段。因此,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制度的宗旨乃是为个人自由提供最大限度的可靠的空间。法治、民主以及共和的原则是支持和保障自由的方式。不过,随着社会的变迁,个人自由在其个人关系和活动空间的方面也会发生变化。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并不是两个问题的,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在政治哲学里,该理论是人们认识个人自由的一种方式。     

实践:自由之途

自由是人的内在本性和永恒追求,也是哲学不变的主题。从古希腊至康德以前的传统哲学,由于将自由的实现寄托于对必然的认识,并没有给人类找到实现自由的正确道路。康德发起的哥白尼式革命第一次将人作为哲学的中心,将自由作为最高目的,开启了实现自由的实践之途。但是康德的理性的人和软弱无力的道德说教只能使自由成为彼岸世界的东西。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伟大继承者的马克思,将现实的人作为哲学的前提,将生产实践作为实现自由的基础,找到了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从而真正完成了由康德发起的哥白尼式革命。     

“新闻自由”的表述与践行——传统马克思主义与非传统马克思主义两种视角的比较

本文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当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关于新闻自由的代表性观点,评介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新闻自由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并对它们进行比较与分析。其中相同之处是:高度重视新闻自由在公共生活和党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政府、执政党及官员的监督视作新闻自由最重要的功能。不同之处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享有新闻自由的主体是执政党和国家,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享有新闻自由的主体应该是广大民众。另外,在实施对执政党及官员的监督中的彻底性也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