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演变中的语素化与去语素化——基于称呼语“亲”演变过程的考察

基于历时角度,"亲"的用法可大致区分为古代单音节词"亲_1"、构词语素"亲_2"和单音节称呼语"亲_3"三种。"亲_1"到"亲_2"和"亲_2"到"亲_3"语言演变过程分别是语素化与去语素化。语素化与去语素化符合人们对"亲"认识的范畴化、去范畴化、再范畴化认知机制。     

百余年来中国民族史编法讨论——从罗香林对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的评议说起

贯通式的“中国民族史”的编著，孕育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自清末发轫，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1928年)系中国较早冠名“中国民族史”并系统叙述“中国民族史”的通史体、综论性著述。该书出版后，罗香林对其进行了学术评议，提出从“纵的叙述”和“横的叙述”两个面向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梳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发现，罗香林有关中国民族史“编法”的建议与后来一些学者对中国民族史的认知和书写不谋而合。以王著《中国民族史》修订版(1934年)为例，该书尽可能在既有研究框架范围内重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表明王桐龄一直在探索适宜的中国民族史“编法”,加强了中国民族史“横的叙述”;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等著《中国民族史》,则将诸民族史“各为专传”,推进了对各民族历史的“纵的叙述”。时至今日，为阐明“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罗香林提出的“两种面向、三个问题”,尤其是有关加强“横的叙述”之建议，对于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开展仍具重要启发意义。     

“恤商”与“杜弊”:清代商事法律的实践与探索——以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中心

盐船水运为盐业运输主要方式，盐船失事则会严重影响盐商营运与国家盐课收入。清初，清廷即出台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食盐水运顺利进行提供法律保障，后随盐区盐业经济发展，更将该条例从权宜之法发展至常法，直至升级为国家大法。然而，有清一代，“淹消补运”条例在实践中不断遭遇来自违法官吏、不法船户甚至盐商的破坏。这促使该条例在整个清代不断得到修订完善并于清中后期逐渐形成较系统的“淹消补运”法制体系，但其实践效果仍然陷入短期时好时坏、长期不断恶化的困境。纵使如此，因“重商”成为近代以来国家发展共识，“淹消补运”条例在屡遇撤销提议的同时，一直延续至民国。清代“淹消补运”条例演变的漫长历程展现了清廷为平衡“杜弊”与“恤商”而进行的艰难探索，同时也彰显了清代盐业国家法制体系的弹性。     

从“意识独占”到“感觉独占”——论网络文学“新文类”的存在形态及沉浸式体验的嬗变

网络文学包括“类型文”和“新文类”两幅面孔，前者是当前国内网文研究的主流，后者则常常被忽略。而事实上“新文类”的种类繁多、形态独特，主要包括超文本、多媒体文本、互动文本和机器文本四种类型，具体形态有超文本小说、多向诗，文字造景型、语图互文型和多媒体文学，互动小说、接龙小说和文字游戏作品，以及生成艺术、定位叙事和人工智能作品等。其文本内在性质和读者审美体验也发生了重要嬗变，即在文本性质上，“新文类”从“人工制品”走向“机器诗意”;在审美体验上，则从“意识独占”走向“感觉独占”。注意到这种嬗变，对“新文类”的恰当定位以及未来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清政府与《江华条约》关系新论

1876年2月签订的《江华条约》，是由朝鲜王朝独立完成的。清政府礼部事前的咨文、李鸿章所谓的“劝函”，清政府事后获悉缔约的信息来源、获悉订约后的表现，均证明《江华条约》的签订与清政府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谁上谁下:清晰区分企业人才的“361体系”——基于实践层面的人力资源战略管理决策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决策的根本问题是解决企业在用人方面"谁上谁下"的实际问题。本文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基于对M公司及各分、子公司管理实践的长时期追踪研究,旨在探讨清晰区分企业人才的逻辑与流程。研究发现:(1)360度评价在人才评价上的价值被远远低估,其在识别优、差管理人员的有效性上远高于上级个人决策;(2)圆桌会议是人才决策的最佳实践形式。基于此,本文将360度评价与圆桌会议的人才决策形式相结合,创新性地提出了"361人才区分体系"。     

强调“不忘初心”，坚持“伟大斗争”

党中央反复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破解百年老党世界性难题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的需要，是实现发展观上正本清源的需要，是坚定党员的理想信仰信念的需要，是落实三个“一以贯之”的需要。党中央在现阶段强调“伟大斗争”，既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关，又与中华民族复兴关键时刻的特点有关，还与斗争本身的复杂性、长期性有关。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伟大斗争”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即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其每一个方面又都包含着来自国际和来自国内的两个方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伟大斗争”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要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指引下不断推进新时代的“伟大斗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研究阐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优化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有效激发贸易效应，应对外贸环境的不利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视角，构建2007-2017年中国与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总体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发挥贸易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区分贸易方向还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互联网基础设施都具有明显的贸易效应，其中：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发达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以及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新形势下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和把握建设力度，既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也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