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新气学"散论

主张将张岱年先生哲学称为"新气学"."新气学"的显著特点,就是用"辩证唯物论"来阐释、理解与发展中国传统的"气学"思想.分三个部分论述之首先论述张先生一生始终信服"气学"思想,并揭示他所以信服"气学"思想与其一生信奉辩证唯物论,主张将辩证唯物论与"气学"创造的综合有直接的关系;其次阐述张先生对"气"范畴的现代诠释,以说明他对传统"气学"的超越;最后对张先生超越传统"气学"的理论贡献予以评论,以强调"新气学"对中国古代"气本论"哲学的现代诠释与超越,不仅为我们正确理解"气本论"哲学提供了新范本,而且使我们找到了谋求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新路数,即创造性的综合辩证唯物论、逻辑分析方法与中国特色的唯物论(气本论)于一体的路数.这一路数对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指导意义是重大的.其之所以重大,是因为它有别于牟宗三一派之承继陆王"心学"、冯友兰等人之承继程朱"理学"以求中国哲学现代发展的设想,足以与现代新儒家所设计的路数相抗衡,使中国哲学现代化运动不至于一味地走唯心主义的发展道路.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本质分歧,历来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但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程朱陆王的论述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又缺乏清晰地论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程朱陆王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论述的分疏,以说明：程颐讲＂性即理＂是为了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讲＂性即理（性即天理）＂则是为了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以便否定＂性＂的主观性,将＂性＂说成＂天理＂命于人心。至于陆象山讲＂心即理＂,本意并不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而是旨在论证＂良心＂即是＂正理＂,藉以反对当时士人借口《论》《孟》以博科举功名的不良风习。王阳明则不然,他再提＂心即理＂,的确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目的在于将＂理＂说成就是人的＂心之本体＂,为的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把＂天理＂说成就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否定＂天理＂独立于人＂心＂的客观绝对性。     

再论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对儒学现代处境的评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已摆脱了其前辈之悲 观情绪的影响,变得乐观起来,以至于认为儒学似已走出现代困境,由"一阳来复"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他们之所 以乐观地评估儒学的现代处境,与他们认识上的三个迷失--错将所谓儒学研究热当作儒学复兴热、错将儒学复 兴希望主要寄托在所谓儒学见证人身上、错将普通民众基本的道德认同视为民间儒学的普遍存在--有密切的关 系。具体分析这三个认识的迷失之所在,有利于揭示使儒学走出现代困境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方以智的老子观

《老子》对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思想、古代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在战国,它就启迪了庄子·在汉代,佛教传入时,士大夫消化佛经用它为酵母;道教创立时,道士们树旗帜奉它为经典·魏晋时代,作为“三玄”之一,它成为“玄学”的精神食粮。唐以后,儒佛道三教诤争不休,它总免不了成为议论的话题,舌战的口实。我的这篇文章,通过方以智对老子其人其书评价和阐述,来揭示《老子》对方以智思想的影响。     

也谈“中体西用”——兼与沈其新同志商榷

“中体西用”是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旨在寻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它的影响几乎贯穿整个中国近代甚至延续到当代。假如我们限定在思想史这个范围内谈问题,那么可以说从清末的“洋务派”到三十年代的“东方文化派”,再到当今港台“现代新儒家”,其关于东西方文化     

从“推恩”看儒家文明的特色

孟子“推恩”说,上承孔子“忠恕”说,下开理学家“万物一体之仁”说,典型地体现了儒家文明。“推恩”乃儒家“仁爱”之术,是指人藉推己及人的方法将人之血亲情感普遍地诉诸他人。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以及基督教“博爱”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墨家的“兼爱”,计较在交相利,基督教的“博爱”考量在契约回报;提倡契约上的平等回报,其实也就是在提倡利益计较,则较之墨家“兼爱”及基督教“博爱”,儒家“仁爱”显然具有非“功利”性、非“契约”性之特色。就精神文明形而上而物质文明形而下来说,儒家“仁爱”因倡导无“功利”计较的泛爱众,在精神境界上要比重“功利”考量的“兼爱”及“博爱”更贴近人的基本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