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宗教治理方略的演进路径及内在逻辑——基于宗教管理政策性文献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宗教管理的政策性文献。运用现代国家治理的理论与方法,分析我国不同阶段宗教管理的政策策略,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宗教治理方略的变迁,经历了从政策性管理到法制化管理,再逐步转向法治化治理的演进路径。新中国宗教管理的策略与方式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特征。执政党宗教治理理念与方略的演进路径,与国家治理理念和战略的转变一脉相承,具有历史必然性。     

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

在系统思维的意义上,中国应急管理实践存在着社会变迁、治理转型、政府架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五个维度的内在结构。以2003年"非典"疫情至2013年"芦山地震"十年间的重大灾害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案例研究,讨论中国应急管理在这五个尺度上的结构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固化与结构演进并存,目前以结构固化为主,但也存在推动结构演进的动力。通过归纳逻辑和类比方式,可以对中国应急管理的结构固化进行理论概化,提出"彗星"结构与"彗尾"效应,形成关于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的理论命题。中国应急管理脱离结构单独推进是陷入目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应急管理的发展需要回归结构,顺势而为,推动应急管理的结构演进。     

社会质量取向：社会治理研究的新议题

新中国成立至今，治国理念呈现出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发展轨迹，内在蕴涵两种价值理念的转向：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失重向平衡转换；二是社会管理导向从重视生活质量向关注社会质量转换。引自欧洲的社会质量概念逐步嵌入于这两种转向过程，同时，其也为诠释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崭新视角。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不应忽视社会质量取向，应在个体实现与社会发展互动统一的视域下，建构以增进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为价值基础，以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为核心内容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治理逻辑:挑战及应对 ——以人工智能革命的到来为分析重点

国家安全问题历来牵涉国家核心利益,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点与核心。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性突破触发国家安全问题,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不仅面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挑战,面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安全形势的变化,更受到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安全治理风险冲击。因此,通过提升国家安全风险意识,构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加强国家监督和加深国际合作来完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化解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同时为国家安全治理提供反思路径。     

社会调节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调节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治理机制。社会调节作为一股独立的治理力量，为社会治理注入新的活力，社会调节中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各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功能，能够综合发挥社会调节的优势。我们应从全面理解顶层设计，明晰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边界，重点支持矛盾化解社会组织，推动居民自治四个方面充分发挥社会调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