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民族主义探析

宗教民族主义已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现象.本文首先介绍迄今学界主要研究成果,然后探析"宗教"和"民族主义"如何交融连接形成"宗教民族主义",并简述了宗教民族主义与宗教运动和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的不同.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宗教民族主义不可还原为纯粹的宗教思想和运动或世俗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的成因不是先验的或纯精神性的,而是情境性的;不存在普世单一、固定不变的宗教民族主义.     

创新用人理念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十六大报告“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本文认为当前发展县域经济着重要选好用活三类人才。一、坚持功绩论人,激活“经济型”人才。拓宽选人渠道,打破身份、职业、地域界限,营造经济型人才“洼地”;建立科学考核体系,将招商引资、税收上缴、经济增长等各项经济指标进行分解,对每个单位和干部定期实行经济目标专项考核;坚持功绩论人,注重将是否具有市场经济驾驭能力、完成经济工作目标任务作为使用提拔人才的重要依据;构筑竞争平台,鼓励、引导干部积极投身办厂、经商、务工、租赁等经济建设,对其保留职级、…     

古代新疆经济文化区的划分——兼论维吾尔族经济文化类型的演变

现代维吾尔族主要是一个农业民族,其经济文化类型属于绿洲灌溉农业。历史上维吾尔族曾经历了狩猎、游牧等经济模式,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改变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在边疆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应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性。     

跨文化情景下的文化认同与和谐相处——以在美国阿肯色大学的学习生活经历为例

以美国阿肯色大学跨文化交流的经历为背景,以具体文化情景下的不同感受和体验为基础,揭示了在跨文化交流的情景下文化认同的两种表现:既表现为因语言相同或相近、宗教信仰相同、地域相近或相邻而产生的亲近感和归属感;也表现为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吸引或冲突。而在这种跨文化交流的情景下要实现和谐相处,就要做到"我"与"他者"之间文化上的"欣赏"与"分享",即"文化的互为主体性",而这种和谐的实现源于人类本性的相通,即"人类心灵的共同点"。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也谈课堂导语

导入是课堂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好的导入如同桥梁联系着新旧知识,如同序幕预示后面的高潮和结局,如同航标引导着学生的思维方向。本文着重介绍了课堂导入的作用、要求及常用类型。     

略述古代赫哲族木制品的类型、特点及成因

在陶瓷器、铁器没有进入赫哲地区前,赫哲族人曾以树木为材料,制作了一件件简单实用、贴近生活的木制生产用具和生活器皿,这些充满浓郁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木制品,为研究赫哲族的古代文化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民族学资料。本文试就古代赫哲族木制品的类型、特点及成因等进行粗浅考述,以期对赫哲族的文化研究提供参考。     

新世纪以来大学题材长篇小说的基本类型

在当代文学领域，大学题材长篇小说创作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直至进入新世纪，该类作品才大量出现。根据文本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以及不同的艺术手法，可以将这些文本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回忆型、体验型和想象型，其中后两者在内容方面有一定交互性，但在创作技法上却有显著不同，想象型文本虽也有现实底色，但艺术手法更为夸张。这三种类型的出现，既有文学题材自身的原因，也与作家们的身份和经历、文学自身艺术手法的多样以及日益宽松的创作环境有关。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类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在美国确立并得到发展,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很长时期仅停留在理论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采纳并确立这一证据规则,使其从理论探讨变为实践,也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目前,行政诉讼法正处于修改时期,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探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类型及其判断标准显得尤为必要。     

作者身份的多重建构——从赫施的“捍卫作者”命题出发

意义的来源与存在方式一直是解释学领域内最为聚讼纷纭的问题之一。美国学者赫施坚持将对于客观意义的诉求置于对作者意图的询唤过程中,而在他的理论中,作者身份得到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阐发与建构:首先,作者意味着立足于语言性文本的"言说主体";其次,作者充当了某种独特的"意欲类型"的传递者;再次,作者的表意行为还不可避免地处于一个更加广阔的"范型"的引导之下。通过上述充满张力的理论建构,赫施体现了在"作者之死"的时代背景下重估作者价值的努力。     

论政府执行力的类型及层次

对政府执行力的研究应该着眼于统合执行过程与结果,通过处理好使命和任务之间的关系来明确执行目标,通过硬权力和软权力的综合运用来优化执行过程,从而促使政府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立足目标和手段两个维度,政府执行力可划分为四类:基于权治的执行力、基于德治的执行力、基于法治的执行力以及基于心治的执行力。随着民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升和精神需求的增长,政府执行力应由基于政府本位、关注事务本身、依靠强制落实的层次向基于政策本位、关注精神价值、倡导自觉行动的层次发展。为此,需要在价值导向、目标设定、手段选择和共同参与等方面做更多努力,以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层次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