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调解中的证明问题

调解是一种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方式。必须在调解中坚持最基本的证明观念:调解中同样存在证明的问题,当事人需要对基本事实进行证明,调解员也承担着对基本事实进行了解、查明的责任。调解中的证明与诉讼中的证明相比存在自身的独特性:调解中的证明是一种自由证明,而非严格证明;调解中存在主观证明责任,但是客观证明责任在调解中不一定发生作用;调解中证明标准具有更大灵活性,但要避免在调解中过分降低证明标准。     

民国广东省县界纠纷与地方社会——以罗定、郁南两县为中心的考察

1929年至1936年间,陈济棠主政广东省,陈欲与蒋介石中央抗衡而不断推出地方建设计划,在此建设过程中广东各县因资源利益冲突而不断引发县界纠纷,其中尤以罗定、郁南两县的纠纷为典型。两县纠纷的领域涉及公路权益、教育资源、田亩、行政管辖权等方面,前后延绵20年而未决。纠纷涉入势力庞杂,影响极大。从介入纠纷各方之鲜活互动中,亦可看出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在对县一级地方事权的控制上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弱势。另外,从县界纠纷这一角度看,民国时期县及以下乡村社会中已存在诸多复杂的问题。     

广州市海珠区召开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洽谈会

2月16日，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召开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洽谈会。海珠区18条街道和39家慕名而来的社工机构“面对面”展开洽谈。今年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模式，将在海珠全区18个街道全面铺开。根据广州市的要求，今年全市每个街道都将建立一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服务中心的主要“软件”就是社工。他们将主要针对社区老年人、青少年、残疾人开展服务，为社区家庭提供纠纷调解等服务。     

矛盾纠纷，他一管就是20年

樵村社区周丙正老人，是徐州市铜山镇乃至铜山区的“大名人’，提起他的名字，无论领导还是百姓，无不竖起大拇指：“好人哪!为了社区的和谐、百姓的安康，他操碎了心啦!” 在村里的“三老工作室”，笔者见到了周丙正老人。他刚从一户村民家调解纠纷回来，停下代步的电动三轮车，拄着拐杖走进了办公室。     

“格格”们的一天

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北海社区自2013年秋季开展网格化服务以来，社区工作人员每天都带着民情日记在网格里穿梭，记录居民细小的需求，然后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民情日记里有的记录着居民反映弃管楼下水矛盾纠纷；有的记录着居民因腿脚不便不能来社区进行生存认证，请求社区登门认证的；     

基层政府社会矛盾与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本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当前社会仍然存在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工作方式方法有待提高、基层干部考核方式导向发生偏差、基层政府工作人员队伍不稳定等困境。为实现基层政府化解或消除社会矛盾与纠纷的目标,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工作技巧;二是改进对基层政府工作绩效考评;三是稳定基层政府工作人员队伍。     

影视圈的纠纷谁能管好?

正纠纷繁杂,找谁说理?作为精神食粮的主要提供方,影视圈被老百姓高度关注。然而这样的关注给百姓一种印象:影视圈真乱。看看每天娱乐头条,与新片的新闻发布会几乎同等数量的,是层出不穷的影视纠纷——拿最近的例子来说,6月3日的头条是近期大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海报设计者承认侵     

刑法学教学中的困境 ,成因及化解路径研究

高等院校进行法学专业人才培养要开设刑法课程,通过理论素养的不断加强使学生理解基本的刑法知识,也在实践应用环节,通过刑法与司法实践的结合来促进学生法学素养的不断提高。刑法作为是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理论研究的重点,在司法实践环节也是较为关键的学科。刑法学教学的不断发展、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都离不开教育刑法者坚持不懈的教学优化。当前刑法学教学中存在着现实的困境、刑法学教学质量不佳的问题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本文主要从刑法学的教学实践出发,探究了刑法学教学现存的困境,在探究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刑法学教学的优化策略,通过调整教学方式、改变教学观念实现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的有机结合,同通过对于学生多种能力的综合培养保障其法学素养的有效提高。     

中苏政党意识形态危机化解途径比较

意识形态对于一个政党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它是一个政党的灵魂,是行动的指南,是一切政策和方针的出发点。一个稳定而完善的意识形态对于政党的存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受到社会发展规律、各种国内外挑战及现实经济文化的变化等影响,意识形态往往会处在变动之中,甚至这种变动有时会以危机的形式而出现。政党面对意识形态危机,能否有效化解,面对社会对意识形态变革和质疑的声音,能否坚持原有的准则和核心的要素,决定着政党和国家的走向。本文将主要从中苏8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危机出发,探寻两种不同化解模式之间的差异及带来的影响,力图为研究政党意识形态危机问题提供理论上的借鉴和现实上的参考。     

公益型环境纠纷化解机制研究

公益型环境纠纷可分为偶发性公益型环境纠纷和持续性公益型环境纠纷，考察其行动策略，当事人倾向于采取消极行为，因而需要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当事人积极行动起来以保护环境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