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型环境纠纷化解机制研究

公益型环境纠纷可分为偶发性公益型环境纠纷和持续性公益型环境纠纷，考察其行动策略，当事人倾向于采取消极行为，因而需要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当事人积极行动起来以保护环境公益。     

民国后期选举纠纷的非正式解决方式研究

民国后期,有些选举纠纷并非通过选举诉讼等法定程序来解决,在选举争议各方矛盾尖锐化时,地方政府经常积极主动介入,平息选举中的宗族、派系纠纷。而在地方政府卷入选举纠纷之后,则会有参议会等其他机关和团体参与调解。政治压力和武力胁迫也是解决选举纠纷的手段,有时则是在舆论影响下双方妥协达成和解。这些非正式解决方式主要作用是维护选举秩序和社会秩序,并不能真正公正合理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政治权益。     

党权与邮权:汉口邮务工会成立案研究(1932—1933)

1928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开始颁布一系列法案和政令重组大革命时期的民众团体组织,以拓展其在社会中的权控范围。汉口邮务工会作为邮政体制下的邮工组织,在成立伊始,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而引发邮潮。这一过程中,汉口特别市党部依据整理民众团体的法律,极力推动汉口邮务工会的成立,此时与湖北邮务管理局的立场发生严重冲突,市党部虽积极承认工会的合法性,然而这一法律依据却遭到了交通部的行政命令式的否认,最后在私人协商情境下达成了一个非正式协议。国民党团体指导权和政府邮政管理权之间的冲突在此一事件中充分表现出来,纠纷最终在维护地方治安的共同旨趣下悄然解决。     

家族文化构筑的潮汕侨批纠纷调处方式探析

潮汕侨批是侨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文化的沁润奠定了潮汕侨批产生的基础,衍生了潮汕侨批民间法规则,也为侨批纠纷的调处提供了保障。家族文化中的商业诚信理念和规则为纠纷预防提供了特有的文化资源;自力救济、侨批行业公会调解、公堂调解、盟神查案、适用无过错赔偿原则等调处纠纷的方式,在当下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坚持德法共治,弘扬侨批文化,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中化解纠纷的功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海南)自贸区解纷机制创新路径研究——以经验梳理为视角

海南自贸区加快形成相应的营商环境及市场环境,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创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海南自贸区可借鉴上海、广东、福建三个自贸区的纠纷解决机制,结合涵盖范围广、区位优良、阶段性建设等独有特征,推动地方立法保障,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制定审判指引,审慎对待临时仲裁制度,学习域外调解机制,从而实现社会冲突有效化解,保障自贸区建设。     

城市小区冲突化解中政府介入限度及角色定位

近年来,我国城市小区矛盾不断增加,各类冲突频现,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服务者,公众利益的代言人,介入小区冲突具有一定的限度,主要受政府自身和冲突情境等条件的限制。在小区冲突化解中,政府主要担任小区冲突的缓和者和应急处理者,小区冲突的制动者,小区冲突化解多元主体的引导者,小区冲突的最终化解者,小区冲突管理法律、规则的保障者。     

商会与审判机构:清末民初商事纠纷调解关系考

清末民初时期的商会调解主要有"官批民调"和"邀请调解"两种基本模型,官批民调是在传统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之外生成的一种特殊的调解形式,其包含了官府(审判机构)和民间在纠纷处理上的互动,呈现出半官半民属性,邀请调解同样蕴含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合作关系,但二者在主导方式和调解程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历史考证得知,促成官商(会)互动合作的主要因素有:"调解偏好"的社会治理结构与理念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重刑轻民"的司法体制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切入机会;商会调解优势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统治压力驱动下的"振商"运动是推动官商(会)互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直接因素。清末民初商会与审判机构互动的制度创设和实践样态,可为当前的法院与商会联动调解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无法维权的社会抗争何以可能?——以武汉市东湖村小产权房拆迁补偿纠纷为例

关于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文献都隐含了抗争策略合法性这个重要前提,认为重新揭示合法性在抗争研究中的地位将对未来的类似研究有重大启发。以东湖村的小产权房外来户的社会抗争为例,从合法性概念入手,全面还原了无法维权的社会抗争实现的可能进路。研究发现,外来户在法律及情理不予支持的条件下,通过瓦解对方和建构自我合法性的双重策略,使一场看似没有合法依据的社会抗争取得了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