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     

从眭弘之死看儒学与政治的关系

该文通过眭弘之死引申出了关于经学和纬学的讨论。经学实为刘汉政权寻求政治合法性而产生,而纬学则以历史的遗绪为其补充。经学确立了中国皇权的意识形态系统,其与皇权之间既紧密又疏离,构成了相当复杂的思想面相。     

论王充对王肃经学的影响

王充对魏晋经学产生了不少影响,这在王肃经学中得到典型的体现。王肃之父王朗在会稽任职时获得《论衡》一书,王粲将《论衡》一书带至荆州,王肃之师宋衷与王粲同为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因此王肃接受王充思想影响是很自然的事。王肃以求“实情”的治经态度对当时盛行的郑玄经学作了辩证地批判,这种治经态度和批判精神当多得益于王充。王充是东汉时期反对谶纬的健将,王肃亦反对谶纬学说,在经注中常对感生等现象作理性化的解说。王肃经注具有平易质实、简洁精炼的特征,这种风格与王充文学主张与文章风格等的影响有不少关系。     

从经部目录的流变看经学思想的演变——以《汉志》《隋志》《总目》为例

从经部角度比较《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三部目录从六艺略发展到经部,经部从无到有,经部分类的调整及类目的增加使尊经为旨的书志体学术史得以确立并获得发展。易、书、诗三类的书目传承与书目的净化和细化,透露古文经学重兴的消息。同时,尊经崇实的精神贯穿三部目录始终并持续发展。礼、春秋、论语类的书目细化及入目分歧,既是目录学发展明晰化的反映,也与经学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     

清代四川经学考述

清代四川经学可以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清初四川经学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宋明之学的延续,经学方面很少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中期四川经学有所复兴,但只有到晚清五十年,四川经学才异军突起。从整个清代来看,四川经学虽较江、浙、皖等学术文化大省逊色,但还是在曲折地向前发展。     

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教经学经师苏非思想探析——以《经学系传谱》为视点

明清之际,从中西亚来华的伊斯兰教传教师对回族经堂经师的宗教学理有较大影响。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苏非思想所占比重较大,这种思想经过经师的承传,影响遍及大江南北。这种全局性的、长期的影响贯穿了中国格迪目和苏非门宦伊斯兰教经学教育的始终。记录中国早期经堂教育弥足珍贵的《经学系传谱》中就有大量的苏非式神秘事迹。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清代江苏的经学世家及其家学考论

清代江苏比较典型的经学世家有18家,主要集中在扬州、常州、苏州三地.它们的内部组成结构除了代代相传的纵向关系外,还有复杂的横向联系.<左传>、<周易>、<尚书>、<春秋>、"礼学"、"小学"等经学内容,在清代江苏均表现出了家学化倾向.经学世家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延伸,发展为以研究汉代经学为主体的地域性学派,江苏境内的吴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均是以家族为中心逐渐发展起来的.     

评《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

晚清以降,一向被视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令发此感慨者所不能逆料的是,此变局直至民国都不曾谢幕,以至演为常态。近代中国就在＂变＂与＂不变＂的缠绕交织中,颠簸行走了百数十年。其间,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核心内容的理学与经学,在纷繁复杂的场景中,以怎样的姿态因应着变幻莫测的世界？张昭军教授新著《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以下简称《理学与经学》）一书,便致力于解答这些问题,并尝试为我们描绘一幅学术格局变动的新图景来。     

二程对《中庸》的表彰与诠释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在宋代,随着儒学的复兴,《中庸》开始得到二程等理学家的重视,他们开始借助《中庸》来建构和完善儒家的道德心性学说。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们不但对《中庸》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表彰,而且对之进行诠释,为《中庸》地位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由此也直接奠定了《中庸》在经学史上崇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