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史学经学化、御用化原因探析

史学经学化、御用化是汉代史学发展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汉代儒学的独尊和兴盛,使史学日益经学化;二是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加强,导致史学逐渐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三是经学与官方联合对史学的控制,使得史学最终走上经学化、御用化的轨道。     

从汉代经学的兴衰看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转变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大盛,一时儒生云集,活跃于广阔的学术领域和政治舞台上。文章试对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理想伴随着汉代经学的发展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加以考察,从而揭示出汉代经学的发展和走向深刻影响着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转变这一规律。     

隋唐《大戴礼记》传习考

隋唐之际,随着《五经》新疏的确立,《大戴礼记》被冷落的命运已难以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大戴礼记》所见更多的是征引和利用,如议明堂制度、新修历法、改造皇家制度等。但隋唐《大戴礼记》的传习情况也表明,这一时期《大戴礼记》传本并非仅有司马贞所说的三十八篇本,或者另有传本,其中应有不见于今本的《祭法》、《曲礼》等篇。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汉代经学与文学》简介

侯文学著《汉代经学与文学》一书，凡27万字，作为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之“高校社科文库”丛书之一种，2010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侯文学根据其博士后出站报告增删而成。汉代是经学“昌明”与“极盛”的时代，欲明汉代文学，不能回避其与汉代经学的关联。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南北朝至隋的经学交流与融合

儒学自孔子之后,即有门户之别,但经学的大分立却是因南北朝之际的政治文化对立而成。南北经学学风有异,流行义疏不同,然后由于士人学有兼通,且南北士人因往来之际,交流论辩,经学在辩难中求同存异。至隋代统一,以占据上风的南学为基础的经学统一已成历史必然。     

论司马迁的儒学观

司马迁继承了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精神,《春秋》笔法的伦理教化精神规定了司马迁对当代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时代主流思潮的经学、儒学必然在其笔下得到如实反映;他本人的学术储备及家学的影响则使他能够对儒家经学及其他学术流派的剖析有准确把握,从而作用于其整体思想面貌的呈现,在人物时事的评论中透显着儒家思想学说的深刻烙印。这是由其贯彻《春秋》人文精神的立场决定的,也是他尊崇孔子、推重儒学之学术思想理念的落实。     

经学传统与古代文论的科学性

从学理角度看,古代文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具有理论系统性、范畴规范性、论证方式逻辑性及表述语言明晰性等特点.而古代文论的基本特点是:大量资料以零散的形态存在;众多范畴以形象性比喻为主；理论深刻而常以诗化语言和描述性方式表达；文论家常用文学性文体展开理论建构.但从宏观角度和更深的层次看,古代文论仍具备独立学科之科学性特点.理由有四:一是古代文论在零散资料的背后潜存着系统的理论体系；二是文论家运用着大量内涵明晰的规范化范畴;三是文论史上不乏运用抽象思辨展开逻辑论证的著述；四是古代文论中有大量运用理论化语言和论证性文体展开理论建构的文献.上述四方面赋予了古代文论独立学科的科学性质,而形成这些科学性质的深层原因在经学.     

顾炎武《仪礼》学探析

《仪礼》学经历自宋至明的持续低潮之后,在清代进入极盛时期。因受社会政治剧变的刺激,清初学者就以礼经世展开热烈讨论。顾炎武捍卫《仪礼》的经典地位,率先确认了清代礼制建设的纲领;在《仪礼》考释方面归宗郑学,指明了以朴学为主的经学发展方向;在礼学应用方面弘扬朱学,开辟出融会古今的礼制建设通途。顾炎武以富有独创性的礼学思想,成为清代《仪礼》学的主要奠基者。顾炎武的礼学思想与清廷积极、明智的文化选择多有契合之处,其主要思想观点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