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定民法上过错程度及其区分标准

新的过错程度区分采取未达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这一统一的标准,在过错的统一框架内进行,通过主、客观加重因素依次提高过错程度:行为人仅仅违反交易上必要的注意义务,无其他主、客观加重因素的为一般过失;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制造了一种明显且严重的危险,并且行为人对危险结果有高度或然性认识的为重大过失;行为人预见到自己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结果必定发生,或者相信自己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基本上必定会导致危害结果,仍然希望它发生或者听任它发生的为故意。     

政府、产业环境、顾客与企业合作创新

合作创新是企业突破系统边界的外部技术协同活动,外部环境通过政府支持、行业竞争程度、竞争企业战略相似性、顾客参与等因素对合作创新系统及其绩效产生影响。通过对山东省、山西省、北京市等地的139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以合作创新绩效为因变量,政府支持、行业竞争程度、竞争企业战略相似性、顾客参与度为自变量,采用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度、产业竞争程度、顾客参与度三个变量与合作创新绩效呈正向促进关系,而竞争企业战略相似性则与合作创新绩效呈反向关系。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三皇五帝”研究与讨论》栏目征稿启事

以炎黄为代表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是先秦和秦汉时期古人编制的中国远古历史,然而其真实性、与中国远古史的吻合程度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从1920年代的疑古到当代的走出疑古以及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核心和实质都涉及对三皇五帝的理解与认识问题,其间充满了考究、辩驳与论争。时至今日,它们仍然     

从实例中分析日语程度副词的用法

现有的语法著作及教材在谈到程度副词的语法功能时,都笼统地指出日语程度副词可修饰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以及一部分名词和副词。但实际上可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名词、副词是受一定限制的。本文通过分析日本近代小说中的具体用例,对程度副词的用法进行分类阐述,分析了可受程度副词修饰的词类的特点。     

浅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是刑事法治的重要理念之一,对规范刑事法治、防止刑罚权滥用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应当秉承“严而不厉”思想.刑罚的谦抑性要求有限度的适用刑罚,并且应避免过于苛厉的刑罚.民事纠纷的刑事化现象,扩大了刑罚的适用范围,加重了法律制裁的严厉程度,不符合刑罚的谦抑性要求.     

中小企业如何参与市场竞争

中小企业历来是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世界各国，中小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中小企业面临着新一轮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小企业面临的竞争也迅速加剧。如何提高其创新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选择。中小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时，可借鉴以下几点：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供给：现状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供给是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建设的发展趋势。基于五省市626份社区样本实地调查数据,深入分析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供给现状及影响主体间有效协同的制约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供给总体满意度较高,但是多元主体在供需匹配性、效率性、合作性等方面问题凸显。回归分析显示,业务流程关系、信息沟通反馈、主体间的互信程度对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供给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自身利益关注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粘合式极性程度补语的共性与个性

充当粘合式极性程度补语的词语存在着典型成员、次典型成员及非典型成员的等级差异,其语义的共性表现为都表高程度义、语义虚化等特点,但它们在语义的程度表现上却呈现出级差性的个性特点。语法的共性表现为没有否定形式、其述程式可以充当谓语、定语或状语等句法成分,其后是否可带宾语是其语法个性的表现。语用的共性主要表现为具有程度的凸显功能,但同时又有主客观不同色彩等个性特点。     

消费者品牌延伸产品评价趋势差异的认知机制研究

基于不同认知资源拥有量的消费者加工不同一致性延伸产品时的认知过程差异,分析消费者延伸产品评价趋势存在差异的原因,检验消费者认知资源拥有量、品牌延伸产品范畴归类的结果、态度属性转移度、任务满意度对延伸产品评价的作用。结果证实,对不同一致性延伸产品进行范畴归类时,不同认知资源拥有量的消费者的归类结果存在差异,造成消费者对不同一致性延伸产品具有差异性的态度属性转移度和任务满意度,进而影响消费者延伸产品评价趋势。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及其代际差异

运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比较不同代际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大多数流动人口感觉生活幸福,与户籍人口的幸福体验没有显著差异.新生代流动人口正值追求梦想、自我实现的黄金时期,他们对幸福的积极体验明显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2)经济诉求、权利保障和公平正义构成了流动人口追求幸福的实质内涵.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效应甚微,城乡差距的曝光度和城市固有的社会歧视导致流动人口产生强烈的剥夺感和不幸感.(3)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权利保障因素对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差异.基于此,在政策层面,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需要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面向,关注群体内部分化,针对不同需求层次,构建差异化的幸福建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