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权利论:第三大权利范式?

自由与权利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权利理论的角度分析,罗尔斯的《正义论》隐含着一个完整的权利理论。罗尔斯对权利主体、权利范围、权利合理性证明以及义务承载者都有明确阐释,这些是构成权利理论的要件。罗尔斯将道德权利奠基于契约论,它是传统的自然权利和功利主义权利理论之外的第三大权利理论范式。     

井边一笑水乱了——生态人类学散文再实验

本文继续探索人类学与文学之间嫁接的可能性。不过,这里不是指以文学活动为审查对象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而是一种人类学的理性观察和由感情介入的文学创作之间的跨界融合活动。这组民族志散文可以看做是人类学里的空间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诗论中的意境概念相关照与参悟的结果。在这里,乡村中的溪流和田地已不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是一种被农民的意识和情感乃至乡村世界以外的力量所塑造出来的文化景观,是他们赖以栖存的意境。在某种意义上,本文所描写的溪流既可以看做是杜尔干意义上的集体表象,又可以看做是作者抒情达志的一个工具。读者可以通过一条溪流去认知一群人、一个社会,乃至作者自己。而从文学角度论,则采用物线法,即通过一条河流把人、物、事串联在一起。     

网络空间中破坏生产经营罪之"其他方法"的解释边界——以反向刷单案为切入点

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传统行为方式限于"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的物理性生产资料破坏,但因无法适应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型罪情,司法实践中已通过客观解释方法对"其他方法"进行了 3次扩张解释,然而以入罪为导向的客观解释存在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危险."主观的客观解释论"以主观解释之原则性对客观解释的任意性进行了限制,但仍存在主观解释依据形式化和主客观解释逻辑倒置问题.应针对主观的客观解释论之不足进行修正,以同质解释替代同类解释,通过探究前实定法的法益与类型性构成要件行为性质,在目的同一性与功能同一性重合的范围内确定主观解释的边界为"通过使必要的生产资料丧失效用,支配性地使生产经营活动无法进行";重视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主观解释完成对破坏生产经营罪"其他方法"的扩张解释任务,在主观解释的边界内适用客观解释进行适应现实变动的具体解释.     

瘾与恩:菲利克斯·拉维松的《论习惯》序言

《论习惯》是由法国哲学家拉维松所写的一篇专门讨论习惯的文章。拉维松认为，习惯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方式。通过论证习惯奠基于同一种原则、同一种力量，拉维松统一了习惯的机械论意义与活力论意义，表达了一种唯灵主义的存在论思想。因而，《论习惯》在传统主体哲学与存在神学论的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或许可以对《论习惯》进行一番解构式的阅读，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另一角度重新审视上述观点，而且也将进一步揭示出习惯的双重意义：习惯既是上瘾也是恩典。这一分析最终所通向的是一种以习惯为支点的疾病理论。     

西方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评述

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由英国学者埃里克·斯温格杜首次提出后，历经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政治生态学的重要分支和剖析城市问题、推动城市社会—生态转型的重要理论之一。城市政治生态学第二代理论家超越了第一代“都市马克思主义者”的城市主义方法论，在社会—自然、城市—乡村的辩证视角下将城市视为社会—自然杂合体，并通过城市新陈代谢、城市足迹、自然资本化等概念阐释城市化的生态基础及其对自然的建构作用，打破了传统城市分析的方法论领土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倾向。城市政治生态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空间论两种阐释路径下，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种族平等、环境正义、酷儿生态学、文化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相结合，呈现出后现代转向的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红绿”生态文化理论，城市政治生态学有着不同于“浅绿”和“深绿”理论的绿色变革潜能。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必将经历“引进”和“本土化”两个阶段，为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研究贡献东方城市生态文明和社会—生态转型的独特案例和理论话语。     

超越实在论与观念论

胡塞尔的超越论的观念论常常被指控对世界之存在持笛卡尔式的怀疑论立场，学界对这一指控的回应大多诉诸超越论观念论与实在论的相容性。然而这种回应策略不仅不必要，而且违反了现象学的无前提性原则。根据纯粹意识的本质规定所设想的“取消世界”的可能性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设想性，现时在思的意识通过一致性经验实际地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确证了世界的现实存在。实行着现时意识的超越论自我的事实，不是实在世界中的经验事实，也非绝对观念论的精神实体，而是一种在超越论构造中显现出来的，先于自然与精神、实在与观念之分的原事实，先于一切现象之分的原现象。     

“自我的言说”——论沈从文的文学自律观

在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中,文学的独立和自由是其思想的核心内容。他通过反对特定时代背景下把文学当成"用具"及批判"商业低级趣味"文学,强调文学自由论和文学的独立本质;他从文学的自律性出发,提倡文学自由发展,同时强调作家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以期通过作家主体人格的确立和新文学经典的塑造来实现"文学的重造"。沈从文对文学独立性和艺术性的坚守贯穿于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始终,其文学自律观不仅对当时畸形发展的政治化文学潮流和商业化文学倾向具有纠偏意义,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