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1986～2017年

以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86～2017年每年2万多户的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为基础,本文研究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问题。研究发现:(1)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根据不同指标的测度,下降幅度约14%～21%;(2)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0.37缓慢上升到2000年的峰值0.42,再逐步下降,最近几年稳定在0.33左右,收入流动会使得长期基尼系数下降10%～25%,但收入流动在缓解长期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在下降,由于流动性下降带来的长期贫困问题需要关注;(3)对不同角度的影响因素相关性讨论发现,政府补贴、家庭禀赋(劳动力或土地)、学校教育、社会资本(党员身份或干部身份)等均有利于提高收入,实现阶层跃迁,但相对于2002年之前的市场化前期,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断下降,越来越难以带来阶层跃迁,而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回报在快速上升。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理解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及与其相关的收入分配、阶层固化等重要问题有一定的意义。     

清政府与《江华条约》关系新论

1876年2月签订的《江华条约》，是由朝鲜王朝独立完成的。清政府礼部事前的咨文、李鸿章所谓的“劝函”，清政府事后获悉缔约的信息来源、获悉订约后的表现，均证明《江华条约》的签订与清政府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政府干预与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中的“利率倒挂”

本文在Bikhchandani和Huang(1989)经典的债券拍卖理论模型中引入政府干预问题,探讨地方政府发债过程中持续出现的"利率倒挂"现象背后的逻辑。在分析"利率倒挂"事实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通过对财政存款等经济金融资源的控制来干预信贷市场,进而影响承销商在债券发行市场上报价行为的解释思路。首先,建立存在再售市场的共同价值拍卖的基准模型,分析不考虑政府干预情形下承销商的均衡报价行为;然后,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境,引入地方政府对信贷市场的干预将基准模型进行扩展。研究结果表明,考虑政府干预的情形下,当竞争性竞标者的私有信号为互补信息时,债券拍卖博弈存在着唯一和对称的贝叶斯-纳什均衡,该均衡报价策略是关于竞标者私有信息的严格递增函数,并且明显高于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均衡价格,进而从非市场行为的视角为"利率倒挂"现象提供了解释。本文的研究对进一步完善现有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的发行体制具有参考价值。     

谁上谁下:清晰区分企业人才的“361体系”——基于实践层面的人力资源战略管理决策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决策的根本问题是解决企业在用人方面"谁上谁下"的实际问题。本文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基于对M公司及各分、子公司管理实践的长时期追踪研究,旨在探讨清晰区分企业人才的逻辑与流程。研究发现:(1)360度评价在人才评价上的价值被远远低估,其在识别优、差管理人员的有效性上远高于上级个人决策;(2)圆桌会议是人才决策的最佳实践形式。基于此,本文将360度评价与圆桌会议的人才决策形式相结合,创新性地提出了"361人才区分体系"。     

“政府—市场”二元作用下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及基本演进规律

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具有鲜明的国情、制度和文化情境特征。过去40年,我国重大工程的伟大成就得益于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科学设计,其中的核心思想是:充分发挥、充分释放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整合综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围绕这一核心思想,本文从"政府—市场"二元作用的制度情境出发:(1)剖析了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内涵,提出了相应理论分析框架;(2)回顾了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长周期制度变迁、二元作用机制及演进过程;(3)分析了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形成机制、组织配置和全生命周期过程演化;(4)提出了面向新情境的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创新的4个发展建议。     

外资企业进入、政府补贴与产能过剩 ——基于FS、FP、SP和FSP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的研究

通过构建FS(外资企业-国有企业)、FP(外资企业-民营企业)、SP(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FSP(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四种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研究各类企业的产能策略选择.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是导致我国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原因;在四种混合寡占竞争模型中,国有企业均出现产能过剩,同时,其产能过剩程度与政府补贴呈正相关关系;外资企业在FS、FP、FSP三种混合寡占竞争模型中,受市场竞争主体的影响,选择不同的产能策略;在FSP混合寡占竞争模型中,国有企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则出现产能不足.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去产能,还能弥补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产能不足.最后,本文在坚持政企分离、发挥市场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去产能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强调“不忘初心”，坚持“伟大斗争”

党中央反复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破解百年老党世界性难题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的需要，是实现发展观上正本清源的需要，是坚定党员的理想信仰信念的需要，是落实三个“一以贯之”的需要。党中央在现阶段强调“伟大斗争”，既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关，又与中华民族复兴关键时刻的特点有关，还与斗争本身的复杂性、长期性有关。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伟大斗争”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即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其每一个方面又都包含着来自国际和来自国内的两个方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伟大斗争”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要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指引下不断推进新时代的“伟大斗争”。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2020年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分析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发生何种改变，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当前政府治理的考验集中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文章以该领域为切入点，探索大数据驱动下政府治理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催生出新的核心能力，即数据治理能力。数据治理能力驱动下，政府治理主体多元化有利于实现政府治理资源的宽范围、精准化动员；政府治理方式实现经验式决策向数据化决策转变，有利于实现政府资源的高效率和公平配置；政府治理客体的精准识别，有利于政府资源的精准化和最优化运用。但是客观上必须具备数据治理能力，主观上必须按照大数据驱动的要求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客体），才能真正实现以数据治理驱动政府治理，进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目的。而数据治理能力客观上也加速了政府治理体系的重构，进而加快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并最终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在对标大数据应用不同阶段分析常规式返贫阻断和大数据返贫阻断的不足和差距的基础上，笔者提出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和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针对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