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论新世纪小说中的“女乡贤”叙事

"女乡贤"是指有德行、有声望,热爱乡村并奉献乡村的乡村女性。在历经乡村女性叙事嬗变以及艰难的跨越后,新世纪以来小说中涌现出一批区别于传统乡村女性的"女乡贤"形象,显示出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整体上看,"女乡贤"叙事表现出三种转向: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从注意私德到注重公德,从家庭空间到乡村公共空间。无论是在文学还是乡村文化层面,"女乡贤"叙事的出现,都有深远的意义。     

欧美留学生汉字书写偏误分析

本文针对初学汉字书写的欧美留学生在汉字结构、部首及字形上常常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归纳和总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汉字书写过程中偏误产生的两个主要因素:即语言系统不同与书写方式不同。进而提出欧美留学生汉字书写教学策略。即从建立认知提高兴趣开始,理解笔画和部首的意义;利用形似的字形了解汉字的结构,抓住最佳学习机会等方法学习汉字书写。     

我国现当代小说汉英自译的历史书写

历史是小说创作的背景之一,以或直截了当或一笔带过的表达方式存在于小说的字里行间。小说自译者因其兼具作者和译者身份,必然肩负历史书写的使命。汉语平行语料表明,自译者多使用双语文本"合力"的方式集中再现民国时期(1912—1949)的历史,且在汉语原文和英语译文中体现出"明"与"暗"两种处理倾向。     

城市绿心:生态视镜下《犇向绿心》的城市书写

《犇向绿心》是汤素兰打通现实题材和童话幻想的探索突破之作。作家关注现实,立足当下,试图构建让童话扑进生活的创新写作路径。从生态视域观照该文本,浓郁的原乡情结清晰可见,但文中仍不乏可观的城市书写,城市与乡野互相呼应,融为一体,使作品有了无限延绵的可能。     

论《白鹿原》中女性的命运

陈忠实创作的《白鹿原》中,白赵氏、白吴氏、鹿冷氏和田小娥无疑是典型人物,她们代表了白鹿原上不同的女性形象:或屈服,或压抑,或反抗。这些女性身上都体现了受封建传统道德礼教影响的女性的人生。从女性悲惨命运入手,分析作品核心价值,很有意义。     

《倾城之恋》与《长恨歌》女性悲剧命运比较

对上海这座城市而言,张爱玲是其20世纪40年代的代表,而王安忆则在半个世纪后成为其文学代言人之一。立足于文本,通过张爱玲与王安忆两部内涵有一定关联性——同写女性悲剧命运的小说《倾城之恋》《长恨歌》,比较两位女主人公——白流苏与王琦瑶在不同时代,相同悲剧结局的人生背后不同向度的悲剧性因素。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男女社交观——以《大公报》为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在破除一系列旧思想、旧文化的同时,还提倡妇女解放、自由主义、个性平等等适应时代潮流的新知,其倡导男女合校打破了自古以来"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传统。在这种背景之下,20世纪20年代《大公报》刊发了多篇专门探讨男女社交现象的文章,在提出鼓励男女平等社交的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之中所存在的社会问题,从而提出解决办法。     

论《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采用日记体的形式,大胆地披露了女性真实的生命感受,以坚定的女性立场表达自己、发现自己、解放自己,展现了女性在封建主义伦理道德下极具叛逆性的一面,展现了女性"性"与"爱"的意识觉醒,通过"莎菲"构建了一个敢于正视内心真实想法的新时代女性形象。《莎菲女士的日记》于今日仍然有其极具震撼力的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