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制度文化的兼容与变通--基于契丹君主文化追求的考察

辽代9位契丹君主在文化追求上有共同性也有差异,共同性在于他们普遍重视契丹民族传统文化,因此,他们都精于骑射,而且在其国家制度体系中斡鲁朵制、部族制、四时捺钵制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崇拜多种神灵,对各种宗教持包容的态度;差异则体现在他们各自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所采取的举措,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学习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的文化追求致使制度建设和各方面的政策的调整具有兼容和变通的特点。     

京津冀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与结构特征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文化创意产业在取得初步发展成果的同时,还依旧面临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采用问卷调查法实地走访采集区域居民文化消费数据,并进一步通过决策树算法进行数据挖掘,发现京津冀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及结构特征,据此提出打造区域共同文化品牌、保障居民收入持续平稳增长、针对青少年文化消费市场创新营销模式、培养其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及文化创新能力等改进措施,从而优化推动京津冀文化消费市场协同发展的路径,打造互联互通、开放统一的区域文化消费市场,使区域居民文化消费需求成为促进文化产品供给的市场新动力。     

从汉代农民家风家教探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源

汉代时期,个体小农家庭逐渐普遍化,为农民家风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当时,为了增强国家认同,统治者特别注重发挥以"忠孝一体"为内涵的"家国同构"核心价值观对农民家庭这一社会主体的价值引领作用,从而奠定了家风家教的基调和底色。在此背景下,汉代农民家庭家风家教以"孝亲忠君"的道德教育为主,以"为人处世""耕读传家"为辅,共同构成了家风文化的主旋律,并以其自身别具特色的教育功能和方式促进了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汉代农民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之一,蕴藏着丰富的家庭美德建设的内涵、核心价值观培育方式等,对加强现代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和接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全球在地化与流动性:亚洲共同体意识及其展望

在全球化的今天,开展地区间的协作与构建全球合作不仅仅是一句政治口号,更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着力点。亚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民族最多样、文化事项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有必要在亚洲范围内促进不同民族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在理论和实践上强化对亚洲这一生活区域的认同感。构建"亚洲文化经济共同体"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需要的历程也并非我们所能想到的那么短暂,这是一条漫长的充满坎坷的道路,然而"亚洲文化经济共同体"并非不可实现。构建一个有助于推动亚洲民族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促进亚洲各国的学术精英对话与交流,最有效的途径是:首先,构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亚洲学术共同体,致力于共同推动该地区民族文化的研究与交流对话;其次,将这种来自亚洲的区域性本土性知识推而广之,这才是亚洲学术共同体以及全体公共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