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I:下挫后持续回升

2020年,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及新冠疫情使企业生产、销售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四川工业生产者价格上半年下降明显,三季度止跌回稳,四季度明显回升,但仍维持低位运行。运行情况后期价格逐步回升。2020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下同)平均同比下降1.2%。从同比看,1-5月各月下降幅度均扩大,6-8月各月下降幅度均缩小,9-10月下降幅度略有反弹,11月降幅明显缩小,12月由降转平。从环比看,1-7月各月环比均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4月,8-9月环比均上涨,10月转平,11-12月明显上涨。     

“共享员工”制度常态化可行性研究

新冠疫情期间,企业为了缓解各方面压力,探索出"共享员工"新型用工形式,具体表现为企业间共享模式、用工单位直接与劳动者签订劳务合同以及在第三方介入下实现员工共享。中央及地方政府也纷纷推出鼓励"共享员工"发展的政策。但是"共享员工"制度是否能在常时条件下成为一种用工形式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共享员工"制度常态化的可能性应从其对劳务派遣制度"三性"的突破、对传统员工借调主体范围的扩大以及对共享经济用工模式的补充等方面分析。"共享员工"制度实现常态化需要以平台经济为依托,借助政府监督机构,对其他用工制度的不足进行修复式移用。     

四川省新闻传播学科70年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四川新闻传播学科发展成绩显著:学科体系逐步健全、师资队伍实力雄厚、学术人才辈出、科研教学成果丰硕，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新闻传播人才。文章从学科历史沿革、学术成就和学术活动三个方面回顾总结了该学科发展及取得的成就。     

记忆的现代性危机与文化记忆的开启

现代性导致的记忆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现代社会的线性时间结构中断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造成了记忆的断裂;媒介技术的发展产生记忆悖论:在提供丰富多样的记忆手段的同时却加速了遗忘,造就了技术性失忆的状态;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使记忆娱乐化,导致了记忆历史意识的隐退。对记忆现代性危机的解答促成了记忆研究的文化学转向,继而开启了文化记忆研究。     

"湖南人"在北京 ——以沈从文与熊希龄的"交往"为中心

1926年,沈从文在《世界日报·副刊》登出一则启事,这则启事显现出他初到北京时与熊希龄交往中存在的"问题"。沈从文和熊希龄在北京期间的来往,一方面反映出此时沈从文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在早期的生活、写作中如何呈现与确认自我身份。将此时沈从文笔下的熊希龄和1940年代他对熊希龄的评价做一对比,恰可看出沈从文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强化了自己对"湖南人"这一身份的文化认同。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善、美”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思想,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对“共同体”科学分析论述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善”的思想,因为它充分汲取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与“善”的思想推向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美丽的思想,因为它不仅准确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力求构建美丽新世界,还将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变为现实的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焕发强大活力的显著象征,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平思想的集中体现,是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于企业会计准则改革的若干思考

文章首先回顾了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行业会计制度、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资背景下的企业会计制度到1993年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确立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系统总结了企业会计准则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征,即与国际会计准则逐渐趋同、母公司报表和合并报表同时披露、以历史成本为主兼顾公允价值。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逐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与国际规则趋同的、较为完备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使得相关领域工作者的会计思维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现行会计准则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未处理好会计准则制定与会计目标之间关系、部分准则产生了不利的经济后果、未很好地建立会计信息分析方法体系等等。基于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结论对中国会计准则改革和会计信息服务实体经济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感知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不可避免地会对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就业产生直接影响。本文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求职难度的变化和收入水平的变化等两个方面考察了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农民工就业压力感知的现状、特点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38.76%的农民工感觉近两年求职难度增加,34.06%的农民工近一年内出现了收入水平下降。基于Heckman两步法的计量检验显示: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高于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并且中老年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更高,女性农民工的求职压力大于男性、但收入下降的压力却低于男性。而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下降。雇主或从事自营工作,以及在个体及其他所有制就业的农民工,其收入水平下降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华南和华东地区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低于其他地区,并且就业压力在不同行业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