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中藏文化的影响与辐射

在文化分区的基础上,以宗教信仰为切入点,横向比较了藏文化在藏彝走廊各文化分区的具体表现和影响,并分析其影响藏彝走廊民族与文化格局的主要特点,指出藏文化在藏彝走廊具有跨民族或族群,乃至跨语支传播的总体趋向,存在着层次性和区域性的差异。不同民族或族群在将藏传佛教因素有机地融入本土宗教信仰中的同时,仍从宗教职业者构成、本土语言和宗教观念等层面坚守本土的宗教信仰。     

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人群向藏彝走廊迁徙路线之探讨

约6000年前因气候急剧趋向干燥寒冷,甘青地区人群中的一支开始南下向藏彝走廊迁徙,由此产生了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人群的分化.本文以考古材料为依据,对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人群向藏彝走廊迁徙的主要路线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由于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人群的南迁路线各不相同,不仅造成了藏彝走廊不同区域人群之间的分化,也导致并形成了藏彝走廊地区文化面貌各异的人群支系与区域类型.     

藏区旅游开发的前景、特点与问题

当前,西部开发已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藏区作为我国西部的主要民族地区和世界独一无二的高原地域,蕴藏着极为丰富而独特的旅游资源.如何从旅游方面加快藏区发展实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对藏区旅游开发的前景、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藏区旅游开发潜力极大,前景广阔,且发展旅游业就藏区自身的自然与人文条件而言不啻是一种扬长避短和极具合理性的选择.文章还对藏区旅游资源的特点,旅游开发中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及如何选择合理和有效的开发模式等问题作了分析和论述.     

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

考古领域是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年来取得重大突破性成就的领域之一.在这些成就中,又以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最为突出。这些发现已经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它们不仅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人们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视野。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动摇和改变着过去对西藏远古文明的一些传统认识.随着西藏石器时代考古不断取得的新进展。一个重新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阶段正在到来.毫无疑义,四十年来西藏考古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高度重视,体现了西藏走社会主     

汉晋时期南中夷、越辨析

南中是汉晋时期西南夷地区一个特定地理区域,大体以今云南为中心并含贵州大部及川西南部分地区。《华阳国志》称“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这为我们认识南中人群之族系面貌提供了一把钥匙。本文就如何区分南中地区夷、越两个人群系统以及史籍中对这两种人群之称谓在东汉以后发生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南中为“夷、越之地”的认识完全成立,“夷”为藏缅语民族系统,“越”(濮、獠)则属百越民族系统。文章还依据考古材料,提出古代云南地域主要为夷、越两系人群的格局形成甚早,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已基本形成。     

清代民国时期汉藏连接地带的汉藏通婚及其影响

文章立足于清代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探讨了汉藏连接地带汉藏通婚的历史过程,汉藏通婚得以实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并对通婚对汉藏社会、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影响进行了探析。指出以男丁为主的汉族移民和男少女多的藏族社会存在结构性互补,是“汉男娶番女”这一通婚模式的人口学基础;勤劳、体健、能对汉族男丁在藏地的事业发展产生助益是藏族妇女成为汉族男丁理想婚姻对象的主要原因,与之相对,身份、财富、劳力、特殊技能等家庭物质生活保障能力是汉族男丁能够入赘或娶得藏族女子的主要原因。汉藏通婚家庭的成员以“翻译”的身份,不仅有效的促进了汉藏民族间的经济交流,而且对汉藏民族间感情的沟通,文化的交融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于区域民族史书写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本文对区域民族史书写中如何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鉴于中国历史叙述中长期沿袭二十四史中业已形成的将中原正统王朝与周边"四夷"截然两分、彼此割裂开来的书写传统,以及中国历史叙述体系中民族及边疆因素长期受到相对忽视的现实,在当前区域民族史编写中,我们不仅需要检讨和反省传统上看待中国区域民族史的视角、立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兼顾中国社会的变化趋势、时代特点及需求,另一个重要使命和责任,则是要加强对中国历史整体过程和面貌的呈现。为此,文章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民族史编写需要把区域民族史置于"三个互动"——即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汉与非汉的互动和农耕与游牧的互动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认识和理解。这样,不但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历史书写中将中原正统与周边"四夷"截然两分、彼此割裂的弊端,使区域民族史的编写具一种全局性的整体视野,从而更清晰和完整地呈现出区域民族史的发展轨迹及其作为中国整体历史之有机组成部分的特点和面貌。     

"邛笼"解读——关于青藏高原碉楼早期历史面貌的考察

"邛笼"是汉文史籍记录的对青藏高原碉楼的最早称呼.《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东汉时岷江上游冉(驜)夷部落云："冉(驜)夷者,……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对"邛笼"一词,语言学家孙宏开先生曾从古羌语角度作过考察,认为该词汇系占羌浯,是建碉之古羌人对"碉"的称呼.     

隐藏的神性:藏彝走廊中的碉楼——从民族志材料看碉楼起源的原初意义与功能

青藏高原碉楼作为一种独特历史文化遗存,近年日益受到外界的关注与重视.目前学术界普遍将其作为与战争相关的防御性建筑看待,认为碉楼起源于防御.本文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文章依据藏彝走廊碉楼分布地区相关民族志材料,指出碉楼明显具有神性,为权力之象征;当地流传碉楼"为祭祀天神"或"镇魔"而建等传说,可能反映了碉楼更原始的形态,碉楼最初产生可能是作为处理人与神关系的一种祭祀性建筑,以后才转变为处理人际冲突的防御性建筑.文章还进一步讨论了碉楼起源与藏彝走廊本土信仰及宗教观念的关系等问题.     

从《拔协》的记载看藏传佛教后弘期上、下两路弘传的不同特点及历史作用

文章主要依据<拔协>有关后弘期上、下两路弘传的记裁,对两路弘传不同特点及各自所发挥的不同历史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下路弘传是以兼收并蓄,融入有苯教乃至汉地佛教因素,突出个人修持和戒律相对松弛,未见地方政权支持与推动,民闻性、自发生性突出为特点;上路弘传则以有阿里王室的倡导与推动,阿底峡发挥核心作用以及戒律严格,讲求次第和显密教理较为系统且正统性较突出为特点;二者相得益彰、各有所长,对后弘期佛教在藏地的复兴发挥了不同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