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监督主体责、权、利相统一

行政监督主体职责不分、地位不高、利益保障不完善是行政监督效能较低的主要原因。要改变这种现象 ,就必须坚持监督主体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建立行政监督主体职责分明的制度 ,保障行政监督主体权力独立 ,保护行政监督主体的利益。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调动监督主体力量 ,促进廉政勤政 ,提高行政监督效能。     

先秦墨家眼中的人性图景

现存的墨家典籍中没有"人性"字样,但是不能因此断定墨家没有人性思想。肯认"人性欲利"的客观性是墨家人性思想的基础,但墨家并未断言"人性善"也未宣称"人性恶"。循着墨子与孟子、告子思想的历史线索似可走出墨家人性思想的迷宫,通过《墨经》亦可直观地感受墨家人性观的内涵与意蕴。墨家人性论可简单概括为:人性"欲利";无称善恶。墨家人性思想中"欲"的自然主义与"知"的理性主义的交相辉映使墨家思想呈现出斑斓的异彩。     

先秦诸子义利观简述

"义"与"利"是我国传统思想史上的一对重要范畴,义利之争伴随着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之始终。先秦时代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发端期,诸子百家的认识呈现多元性。笔者主要选择先秦诸子中最具影响力的儒、墨、道、法四家以期对诸子百家的义利观念作一简要评述。     

王安石输给了谁

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改革的失败,一般都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但也不尽然,比如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的变法,它的阻力一方面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来自王安石想竭力保护的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当时农民最恨的莫过于"青苗法"。农耕经济时代,农民的日子是过得相当艰苦的,粮食吃到青黄不接的时候经常告急,他们不得不向地主借高利贷。这种民间借贷导致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弊端显而易见,王安石决定实施"青苗法"解决这个问题。易中天《帝国的惆怅》介绍了"青苗法"     

利乃德之源——兼论当代道德建设

道德与利益关系之辩,旷日持久。本文从道德的根源出发,探讨道德与利益关系。文章认为,道德源于利益和利益关系,利益乃道德的基础。并提出,以此为基础强化道德建设,反对德利互为取舍、完全对立的思想认识,树立德利统一观念。既要反对单纯集体本体本位思想,又要反对强化个体本位旗帜下的唯“我”主义,使道德建设真正体现并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论早期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会聂斯脱利争端中的政治因素

聂斯脱利是基督教历史上聂斯脱利派的领袖,他也是428—431年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教会的主教,基督教会围绕他的神学观点发生的争端造成基督教会分裂,由此产生的暴力冲突导致帝国社会秩序的破坏。在这次争端中,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是聂斯脱利争端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政治因素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最终包括帝国首都在内各地社会秩序的失控致使掌权者不再支持聂斯脱利,导致了聂斯脱利派在争端中的失败。     

基于蒙台梭利儿童观对幼儿园主题活动的思考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蒙台梭利教育机构遍布我国各地。蒙台梭利儿童观是蒙台梭利教育的核心,其致力于充分发挥儿童的主体作用并促进其各项素质的全面发展,幼儿园主题活动关乎幼儿的全面发展。目前,我国的幼儿园主题活动存在脱离儿童经验、重知识而轻情感、主题活动缺乏层次感与整体性等问题。从蒙台梭利的儿童观出发,提出幼儿园要创设尊重儿童个性与经验,开展开放、温馨自由的主题活动。     

论刑事扣押的司法控制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财物持有人与权利人分离的可能性,以及财物价值的利益引诱等缘由,刑事扣押在干预公民财产权利、破坏司法信度的风险上高于其他程序性措施,并且因为刑事扣押的复杂性,难以依靠确立扣押规则等单一手段控制这一风险。管控刑事扣押风险应当构建综合性司法控制体系,首先应以程序性目的为控制原点,其次应依比例原则合理确定扣押客体范围,选择强制力程度适当的扣押手段,再次,须注重刑事扣押决定主体和实施主体之前的权力制衡,最后,考虑设立弥补扣押干预的救济体系,完善对刑事扣押的事后控制。     

论《格萨尔》对藏族民间信仰观念之体现

《格萨尔》作为一部曲折表现藏族人民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英雄史诗,承载了藏族民间的信仰文化,藏族人的真、利、善、美、圣观念在其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因而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也正是这种统一性,使得历史与现实的“真”和文学的“真”,通过以表现史诗主人公格萨尔金戈铁马一生所获得的现实的“利”与幻想的“利”的故事为载体,以善、美、圣为意义的支持而得以实现。文章从探讨存在于《格萨尔》中藏民族的真、利、善、美、圣观念及其相互支持、相互诠释、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关系入手,企图从整体上考察藏族文化何以形成被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同的凝聚力,何以有延续千年而不衰的活力。     

秦末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与楚汉战争胜负研究

楚汉战争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为重大的战争之一,关于这场战争胜负的原因,史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有用人说、刘邦项羽性格素质说和地理因素说。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两大集团对于当时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回应。项羽在主持分封时损害了旧贵族和豪杰出身的义军领袖利益,导致他们起兵反叛。又不能分利与士,失去士阶层的支持。他完全忽略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使他丧失民心,无法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最终陷入各种势力的联合剿杀,兵败而亡。而刘邦则相反,他不仅"饶人爵邑",与士同利,赢得士阶层的支持;又顺应民意,废除秦之酷法苛政,并把秦之苑囿园池与关中民耕种,与民同利,赢得关中民心,有关中作根据地,这是其取胜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