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对自闭症子女家长生活质量的影响——基于509位家长的实证分析

养育自闭症子女,必然会对家长带来经济上、精神上的各种压力,对家长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而社会支持有助于缓解家长压力、形成应对策略、提高生活质量。基于对509位养育自闭症子女的家长的调查,研究发现家长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不足,来自政府、机构、学校等的正式社会支持较为匮乏,而来自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的非正式支持成为主要的支持来源。正式支持对家长生活质量的影响有限,情感性的非正式支持则显著提升家长的生活质量。为帮助家长应对养育自闭症子女的压力,提升其生活质量,政府以及社会服务机构等应重视其家庭功能以及抗逆力的建设。     

生活视域下幼儿角色游戏的实施策略

角色游戏是幼儿时期重要的游戏类型，幼儿在真实的生活中接触角色，在游戏的体验中感知生活，最后在游戏和生活中得以发展。但当前角色游戏在实施中的种种现状，使得幼儿有游戏之“心”、有扮演之“意”，却不得角色游戏之“全部”。对此，教育者需要运用“身边景”，选择“身边事”，联系“身边物”，关注“生活用”，创设以“真”为本的游戏环境，善抓“童心童眼”的游戏事件，提供能够自由创造的游戏材料，总结回归“本源”的游戏经验，让幼儿能在游戏中尽情遨游，在遨游中成长。     

中英个人信息犯罪比较研究

中英个人信息犯罪的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立法模式上，英国采罪群模式，《2018数据保护法案》共规定了13个罪名，可分为四大罪群；我国采单一罪名模式，《刑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统一规制买卖、提供与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定罪模式上，英国检察官与ICO均有权起诉，警告是案件分流的重要措施；我国以司法解释细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追诉标准，“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犯罪构成上，两国在个人信息的定义、犯罪主体、行为方式、主观过错上存在异同。刑事责任上，英国只配置了罚金刑，我国配置了自由刑和罚金刑。未来，个人信息犯罪将围绕具体的个人信息权利、义务不断完善。     

蒙台梭利儿童饮食生活教育的扎根研究

当今国内对蒙台梭利的研究更多体现在宏观层面，而专门对饮食生活教育的研究较少受到关注，特别是缺乏“深描”性质的质化研究。鉴于此，研究者以6部蒙台梭利教育论著作为“访谈”对象，采用非交互性资料收集方式，深度挖掘文献资源，通过三级编码发展出蒙氏儿童饮食生活教育的扎根理论。研究发现，蒙氏儿童饮食生活教育思想体系包括饮食营养的价值追求、食物的来源及处理、儿童饮食行为的发展、饮食生活教育过程等4个理论构念，其中包含健康功能、健康权利、健康卫生、食品制作、食物选择、饮食文化、发展需求、发展阶段、营养因素、行为练习、饮食调控、教育误区等12个触发式概念。蒙氏饮食生活教育也是一个调节儿童与食物主客交互并具有积极价值追求的实践体系，对于当今儿童健康教育现实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同步发展——基于代际比较的“90后”生活价值观特征分析

当前青年的生活价值观呈现整合和分化并存的趋势。一方面,不同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存在代际差异,与"60后""70后""80后"相比,"90后"更崇尚简单和自然的生活方式,更注重个人发展,淡化权威,体现出后现代的价值取向,同时,"90后"更注重家庭、工作和科技发展,表现出现代的价值取向,"90后"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步发展。另一方面,阶层之间的分化非常明显,不同阶层的人在对待生活方式的选择、追求个人发展以及工作和科技的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90后"价值观特征的形成与当前中国的宏观社会环境密切相关。"90后"一代的生活价值取向既区别于日本的"低欲望",也区别于"小确幸",是一种具有发展取向的价值观。     

灾后救援：四川汶川地震受灾者支持网络研究

基于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一年后收集的数据,对救灾工作的有效性以及救援的不平等性进行了评估,可发现:受灾者获得帮助具有随机性并且概率低,只有2/3的受灾者获得过生计方面的帮助,只有1/3的受灾者获得过财务或情感支持;在四个帮助项目(生计、住房、财务和情感支持)中,受灾者获得帮助项目的平均数是1.75;受灾者获得支持的程度不同,中国共产党党员获得的支持多于非党员受灾者,大多数汉族人获得的支持少于少数民族受灾者。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在救援救灾工作中是核心力量;在救援中着重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在救援中取得更大的成效。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受战时通货膨胀影响，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群体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但与真正意义上的"赤贫阶层"尚有距离，决定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的关键要素相比战前已发生变化。战前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与教师职级、教育水平紧密相关，而战时大后方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则受到薪金、兼职、家庭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战前大学生的主体是社会中间阶层出身的子弟，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呈"橄榄型"，战时大后方大学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则截然二分为富裕和清贫学生两部分，清贫学生成为学生群体中的主体。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的变化，既有战时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国民政府相应教育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