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政策中的家国责任分担研究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基石。伴随着社会发展及生产生活的社会化,家庭事务从私人领域逐步进入公共领域,家庭政策成为国家干预、管理家庭事务的主要方式。从我国家庭政策的变迁来看,目前家庭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处于附属地位,相关家庭政策对家庭的支持远远不够,家国责任分担出现问题,这导致家庭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应将家庭视角纳入公共政策,明确国家的责任,使国家、社会、家庭合理分担家庭事务责任,使重视家庭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家庭的共同行动。     

论儒家伦理中的“亲亲”之道——以《春秋》为中心

“亲亲”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公羊家常言《春秋》尚质，尤重“亲亲”之情，《公羊传》于此义多有发明。尤其面对现代人所说的伦理困境时，儒家亦常基于“亲亲”之情而予以化解，进而将这种精神落实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中。近些年来，对于“亲亲相隐”的问题，学界颇多讨论，而其重心则在处理情感与国法的关系。然而，这些讨论对经典的征引实嫌不足，尤其于传统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皆阙而弗论。本文则围绕《春秋》中的相关史料，并涉及部分法律文献，对此问题重加审视，从而将价值阐释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体现儒家兼顾法意与人情的精神。     

家庭帮衬:农村青年婚姻中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分析

对山东省S村的调查发现,农村地区彩礼形式日益多样,且数额在逐年攀升,已超过农民正常家庭年收入的几十倍之多。运用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发现家庭帮衬成为农村青年婚姻中高额彩礼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首先,家庭帮衬作为农村青年男女缔结婚姻的重要价值之一,形塑了婚姻对象的选择范围,在区域内的通婚场域中,性别失衡所致的位置差与作为象征资本的彩礼转化是高额彩礼形成的动力机制;其次,彩礼分配维系的社会联结,以及所象征的支配力量,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使家庭帮衬成为彩礼分配的义务性结果,使付出方成为权益方,从而成为高额彩礼形成的重要保障。     

家庭压力与婚姻满意度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

在城乡流动的社会背景下,受到现实家庭压力增加和情感互动变化的影响,农民工的婚姻关系面临较大冲击和挑战。传统的社会文化规范使婚姻暴力行为在家庭范围内合理化。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主要方面,是夫妻双方在婚姻互动中面临冲突和矛盾时出现的一种"婚姻危机"。本研究通过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进行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比例为33.14%,而实施肢体暴力的比例为12.23%,精神暴力在农民工家庭中更为常见。运用Mlogit回归分析发现工作压力会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风险,家庭照料压力会同时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的风险,经济压力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没有显著影响。婚姻不满意会显著增加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风险且对肢体暴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既是压力型也是情感型暴力,但对比可知精神暴力更多是压力型暴力,而肢体暴力更多是情感型暴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在婚姻满意度较高的情况下,随着某些家庭压力的增加,农民工也可能实施精神暴力。精神暴力具有隐密性,不易察觉,但通常对人的身心造成深层次的伤害。在家庭压力较大且婚姻不满意的情况下,肢体暴力的发生可能性显著提高,这将严重损害婚姻福利和家庭完整性。     

孩童抚育对我国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和2016年的数据,详细探察了孩童抚育对我国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实证研究发现,孩童抚育将显著提升我国城乡家庭消费支出,且对农村家庭影响更显著。每多抚育一个未成年孩童,城镇家庭总支出将显著提升9.34%,而农村家庭增幅高达13.9%,其中抚育12~17岁中学学龄孩童对城乡家庭支出影响最大。进一步研究显示,抚育孩童对家庭教育支出影响最大,且将显著降低城乡家庭人均支出水平。     

家庭养老、居家社区养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以厦门市的实证研究为例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面临慢性疾病、孤独、抑郁甚至自杀等系列健康问题,国家实施居家社区养老旨在促进健康老龄化。以在厦门市开展的实证研究为例,采用因子分析法与回归分析法,探讨家庭养老、居家社区养老等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因子分析表明,居家社区养老分为生活照料、医疗康复和精神慰藉三个因子;老年人健康分为客观生理健康、客观心理健康和主观自评健康三个因子。回归分析发现,文化程度越高、有配偶及与子女合居,能够促进老年人健康;子女数、经济支持、劳务及照料、感情亲近度对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影响不同;生活照料、医疗康复和精神慰藉三个因子对老年人主、客观健康影响有差别。对此,本研究提出拓宽老年人收入来源、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完善日常照料和医疗服务体系等政策性建议。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与独生状况的调节作用

使用教育部直属A大学的新生基线调查数据,以1 107名大一新生为被试,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重点考察学生高中阶段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于男生;独生子女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以及自我效能感等方面都明显优于非独生子女;(2)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3)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父母参与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4)独生状况调节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自我效能感的后半段,即相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独生子女父母参与对自我效能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