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治理看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实践难题及法治困境

网络空间安全是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领域,也是各国国家利益角力的重要方面。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模式经历了互联网治理、多利益攸关方治理和以联合国为主导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治理模式的更迭,逐步达成了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需要推进国际合作的共识。网络空间的组织架构具有开放性和无中心的特点,这与全球治理模式相契合。正如国际法是全球治理的规则需求,国际规则也是网络空间安全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然而,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方面的规则进展缓慢,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呈现出的"法治化"需求之间存在张力,亟须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下协力推进网络空间安全的国际立法。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三个不适应”及其治理路径

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通过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做出了"我国已进入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这一基本判断,并指出少数民族同胞"进城"存在着"三个不适应",即少数民族群众对城市生活和管理方式不适应,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群众某些生活和行为方式不适应,以及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机制不适应。"三个不适应"本质上是城乡和区域的结构差异、文化差异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民族关系调节体制机制不协调的问题。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学者们的研究,"三个不适应"的解决可以从四个方面切实展开:构建整体、系统、协商和法治的治理体系及机制,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和创建的纵深发展,强化以社区为着力点的"民族互嵌"建设。     

马克思主体性理论与我国社会治理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中,主体性理论占有重要地位。主体性理论的实践运用就是确立人民群众的自主权,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以扩大自主权为起点和基本内容的改革历史本质上就是通过体制的改革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释放主体性的历史。改革已进入攻坚期,简政放权、释放社会创造力再次成为新一届政府的着力点。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理论为指导,总结改革的历史经验,必将对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和创新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     

教育主体缺失视角下农村校园欺凌成因及治理

家庭、村庄和学校是农村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教育主体，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农村教育主体结构。农村中小学生正是在该结构中获得成长，而农村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和多发则与其变化相关。农村教育主体结构的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农村家庭隔代抚育的“不过问”逻辑；二是村庄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村庄交往中的村民相互“不得罪”的逻辑；三是学校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学校管理中官僚主义的“不出事”逻辑。这些主体行为逻辑的变化，进而带来了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阻隔，包括家庭与学校勾连的中断、村庄对学生和家庭监管的缺位，以及学校对农村社会的脱嵌。治理农村校园欺凌事件，除了法制和规范进校之外，还要搭建新型的教育主体结构，形成多元化、多主体农村校园欺凌的治理格局。     

一把尺子如何“量到底”:基层治理中的制度硬化——以一个城市更新试点项目为例

城市更新中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使基层政府产生制度硬化的需求，但持续的高压体制又使其延续制度弹性的逻辑，两者间张力凸显，构成当前的治理困境。本文通过对一个试点项目中制度硬化实践的观察提出核心问题：权力运作空间如何在日益增强的规范性约束下得以再生产。本案例中，制度硬化被拆分为“结果硬化”和“过程硬化”两部分，前者标识着鲜明的刚性边界，后者则暗中预留出弹性空间。通过外部条件硬化、让步规则硬化、加压底线硬化这三重机制，基层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中由表及里地拓展了硬化原则背后的边界，使权力运作空间以一种更为正式化、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不断生产出来，展现出更深层、隐秘的治理技术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形塑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