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工作的多维探索——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颁行30周年专家笔谈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创举。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是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民族工作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论方言在网络话语建构中的价值

方言在网络话语中的使用表达了网络个体彰显自我价值的诉求,承载着网络个体对主流文化的反思与挑战,网络个体通过方言及其承载的地域、阶层文化寻求着自我文化的依托。     

论小区业主共有权的法律保护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权是指两个以上自然人或法人对供全体或部分所有人共同使用的建筑物部分所享有的一种所有权权利状态。共有权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核心权利。在实践中,开发商、物业服务企业、个别业主和行政机关及其相关部门侵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权的现象经常发生。因此,可通过明确相关主体的法律义务,规范业主委员会的职能,建立共有权的登记和公示制度,加强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司法审查等措施来保护业主共有权。     

能源富集区域产业同构测度研究——以环鄂尔多斯盆地陕甘宁晋蒙五省区为例

基于正态分布的区间估计方法,设计新的产业同构测度指数,对环鄂尔多斯盆地陕甘宁晋蒙五省区能源产业同构进行实证测度。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缺乏区域之间的统筹协调和分工协作,五省区能源产业结构高度趋同,因此需要在国家战略层面上通过一种制度安排,使该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相兼容,从而在符合能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基于行政区划下的地方治理之间取得均衡。     

叶嘉莹 一位穿裙子的“士”

自1979年叶嘉莹先生回国教书,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我于2001年有幸考入南开大学叶先生门下,蓦然回首,至今已有19年之久。三年的学习时光,转瞬即过。2004年毕业,蒙先生信任,更有幸做了先生的秘书,算来距今也已有16年之久。我从一个毛头小子,已渐步入中年。在这将近20年里,陪侍叶先生左右,先生对生活、工作的态度,甚至对生命的看法,时时刻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对先生的认知,亦感受日深。     

乡土文学与现代文化

现代乡土文学思潮的出现标志着乡土中国的新一代知识者已走出其民俗社会的传统背景,在期待着一个全新的世界;同时也标志着现代民俗美感的诞生与新的文明背景的出现,标志着乡土中国与现代文化的历史联结与审美关联,亦即乡土文学产生的美感条件与历史条件是现代中国的文化起点与文明诱因,其美学意蕴与文化实质是对传统社会尤其是民俗社会的反思与批判。这一文化思潮其背景深处的新的文明要素是关于国民性主题的思考与现代文明的建设,审美内核是现代民俗美感。乡土文学固然表现了地方特色与风俗画卷,然而更重要的是它对此所采取的批判态度与反思视角的现代文化内涵     

基于目标层反射能量的观测系统优化设计

塔里木盆地克深地区地表起伏大、地下构造复杂,造成资料采集困难。针对工区资料信噪比低、成像不精确的问题,采用已有的采集资料进行叠前深度偏移退化性处理,得到排列长度、接收线数、炮密度等基本观测参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该区的地球物理模型,计算目标层的照明度,根据共反射点能量均匀及接收效率最大原则,对炮检距、接收线数和炮密度3个采集参数进行了优化设计。研究结果对提高复杂山地地震资料采集质量具有指导意义。     

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研究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而西方一些国家实行文化霸权主义,给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造成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危机、文化信息安全危机、文化资源安全危机、文化市场安全危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采取大力推动文化改革发展、大幅度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积极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等战略对策。     

自然灾害、技术效率与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利用DEA方法对1978-2010年无灾害投入和灾害投入的中国农业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自然灾害变量的引入直接影响到农业技术效率,导致农业平均技术效率下降、有效单元数及农业规模收益递增的年份增多;尽管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趋于下降以及影响农业技术效率变动的动因趋于分散,但是自然灾害仍是30多年来我国农业技术效率不高的主要动因。     

产业集中度、企业所有制性质与企业绩效

基于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4年至2008年的数据,考察了产业集中度和企业所有制性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以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利润率为内容的企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间的绩效水平也差别较大,且总体而言国有企业的绩效水平还相对较低。因此,出于提高企业绩效的目的,政府一方面应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不断提高产业集中度,充分发挥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在引导国有经济从竞争性行业和领域退出的同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