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州级书院述略

凡具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书院,因为其教学程度和学术水平高低不同,自然形成了一种等级上的差异。一般来讲,自家族、乡村、县、州、府、省形成一个由低到高的塔层。州级书院是这个塔层中很重要的一环,颇具特色。     

清代西南汉学书院与晚近“中国”认同

清代西南汉学书院及其文化传播是促进晚近时期“中国”认同的重要力量和方式。就媒介意义来看，汉学书院依托家族和师生关系网络，将其文化渗透到西南各地，催生出基于大一统认知的地域性学术形态；就心理层面来看，汉学书院历史叙事和祭祀之中文翁、尹珍作为符号人物的出现，引领了西南知识精英的文化寻根思潮，标志着西南地方认同意识的觉醒；就实践表现来看，汉学书院的师生高举“中体西用”“通经致用”的理论，积极投身到维持中国政治独立和文化保存的历史进程中。     

岳麓书院——湘水校经堂

清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巡抚吴荣光创办湘水校经堂,设于今船山祠处,并亲题门额。湘水校经堂是以研习汉学为主的学校,吴荣光创办湘水校经堂的目的是为了矫正当时书院教育中专重科举仕进的陋习,培养通经史、识时务的经世致用人才,树立新的学风。培养的著名学生有郭嵩焘、左宗棠等。湘水校经堂在岳麓书院内办学前后共45年,清光绪元年(1875)从     

现代书院品格教育之实践——以河北工程大学科信学院甘丹书院为例

托马斯.里克纳认为，品格教育是指以核心价值观指导行为的道德教育与训练。作为现代书院的甘丹书院以传统书院品格教育为鉴，将培育学生公民品格作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关键，以知行合一为教育教学原则，围绕邯郸优秀文化传统开展学术研究及教学活动，在治学修身穷理笃行中实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品格的培育。     

晚清书院改制的新观察

改书院为学堂和改造传统书院、创建新型书院并列为晚清书院改革的三个方案之一。虽然历史的现实是改制取代改造、新创,书院被强令改为学堂乃至学校,但我们仍然主张要慎言书院改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认为它更多的是晚清社会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一种无奈的政治选择,未必定然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书院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点与起点,但由于改书院很快变成废书院,不仅1600余所改成学堂的书院在历史的虚无中被稀释幻化,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使得中国近现代学校制度从此就沿着不断与传统决裂,不断西化的方向奔跑,强烈的反传统意识与几乎连续不断的否定和革命也就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最鲜明的印记。     

“考全蜀而为隽”：论近代蜀学进程中的刘光第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刘光第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戊戌六君子”之一。在近代蜀学演进的过程中，刘光第也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是研究近代蜀学不应该忽略的重要一环。从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两大学术传统的优化整合中，可以看到刘光第的宋学思想开启了近代蜀学的新路径，并对后来的蜀学发展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书院与官学教育——以明代为例

本文是基于与官学教育相比较，对于明代书院形态的考察。古之官学教育不同于今日专业化、职业化教育，它直接与科举制相匹配，用意在于预养未来可能的政府官员。同时，不能通过科举选拔的士子，亦可为地方乡绅，成为社会自治的中坚。这就是养士、造士。书院并非制度化的官学教育，但它教养对象的主体，却正是官学教育的生员，这一点耐人寻味。而书院则以其灵活多样的个性化教育，更能实现养士的目的。本文从师道尊严、作养士气、教育形式、人文底蕴、资金来源与生员自治等方面，重点考察了书院较官学教育的优长处。     

近代城市社区公产变易与地方权势演变 ———广州文澜书院产业案探析 (1925—1936)

1929 年 8 月, 广州文澜书院管箱绅董罗崧藩被时任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程天固拘禁, 被迫交出该 书院产业的全部契据。 随之, 广州市政府宣布将该书院全部产业收归市有并予以整理投变。 在该书院产业从 “民间社区公产” 变易为 “市有公产” 的过程中, 当地省市政府、 市总商会、 地方党部、 社会团体与地方法 院皆牵涉其中, 展示了当时城市社区公产变易的具体过程以及地方各新旧力量围绕地方公产展开较量争夺的 复杂情状, 揭示出诸多与既存研究相异或此前被忽略的新面向, 由此反映了自清末新政启地方自治始至辛亥 鼎革再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倡行 “以党治国” 等大变局下, 地方公产变易与地方权势演变的互动态势, 并折射出近代中国地方公产变易的基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