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自我反身与双重视角的转换——康德“法官隐喻”问题研究

康德将理性的自我批判比作"法官"组织法庭审判自身。那么理性为何能够充当"法官"对自身进行批判?阿伦特对"行动者"与"旁观者"及柄谷行人对"事先"和"事后"双重视角的区分,为回应此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式。在这种区分下,理性的自我批判所以可能,是由于康德看待理性概念的视角由"事先"移动到了"事后",由处于"行动者"的视角转换为"旁观者"的视角。     

文化结构分析:论马克思与钱穆文化结构论之异同

马克思与钱穆都从人的生活来认识文化结构。人的生活不仅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横向结构,人还生活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中,还有过去、现在与未来一同到场的历史向度,而实践作为人的类本性,整合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个体凝聚为民族,文化呈现为民族精神。分析马克思与钱穆文化结构的异同,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文化与文化结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马克思哲学体系的两条线索——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个笔记本的逻辑统一性

在马克思哲学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一直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政治哲学上的,即"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所谓"解释世界",另一条线索是生存论意义上的,即为人类的生存找到一条现实的解放的道路,所谓"改变世界"。解释世界是为了改变世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个笔记本也通过这两条线索体现了其逻辑统一性,即,通过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分析揭示外在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只是"存在着的无",通过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则是揭示黑格尔的抽向世界也是"存在着的无",而马克思认为真正"存在"的世界是生产关系的改变,是人向人的本质的复归,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判断与创造——论托马斯·阿奎那的真理观

托马斯·阿奎那并没把真理等同于实体意义上的存在者,而是阐释了真理的处境:真理既是在理智中又在物中,但首先在于理智中。它们分别对应两种涉及理智的活动——判断活动和创造活动。理智作为判断者,使得作为主词的被理解的存在者及其作为谓词的与之相似的形式的一致得以可能;理智也暗示了创造者与存在者的关系,使得存在者是真实的。这些解释最终使得托马斯融合了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的真理观。     

透析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在新的文化并喻期,面对日益深刻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中国文化,亦或是儒家思想和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是积极主动地应对、适应这种挑战,并在其中实现创新、发展,还是选择回避,甚至是逃避现实,视而不见呢?本文从发展的视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全球化:中国文化不能说不,我们必须一方面在传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其他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在融合发展中实现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从审美维度看马克思的自由观及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

康德用审美或艺术活动作为连接知识与道德、必然性和自由之间的桥梁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审美自觉也给马克思极大的启示,马克思的自由观是在继承康德、席勒等审美解放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马克思独特的是将自由的实现置于人类实践发展的历史中,最终打开了一条人通向自由的通道。马克思始终将审美或艺术活动作为自由的典范,在马克思心目中,真正的自由王国只能是自由活动的领域。这为我们理解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又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     

价值学中“是与应该”的统一及儒家价值观

价值可分为劳动附加价值、存在论或天道论价值和道德引导价值三种。劳动附加值是一物作为劳动产品,其上所附加的人类劳动。天道论价值是自然物的内在价值,是它作为天道运行的一部分和它对于其他自然物的意义,自然物的工具性价值从属于它的天道价值。道德引导价值是实然和应然、事实与价值、是和应该的统一。当代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肯定自然的生态系统中存在道德要求,科学规律可以转化为道德义务。其实,在不少语种的日常语言中,"自然"包含"自然的",这表明事实中包含着价值。又,生态规律的"必须"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命令",是人的应该;再次,从本体论上看,最高的事实同时即是价值。所以,事实和价值是统一的。在儒家自然哲学中,自然和价值是统一的,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这个认识对于当代生态哲学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探析萨特对海德格尔虚无观的批评与改造——以海德格尔与萨特的虚无观为基础

自巴门尼德以来,虚无问题就是哲学家们探索存在的关键性问题。海德格尔通过将虚无阐释为使存在得以显现的,此在超越的对应物。然而,尽管萨特继承了"此在"作为"存在"这一条海式路径,来探究自己的生存本体论,但萨特还是对海德格尔的虚无观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萨特将海德格尔的"此在"改造为"意识",进而认为这种"意识"就是"虚无",这种虚无的本质就是一种否定性意识。尽管基于不同的构建本体论的出发点,萨特对海德格尔关于虚无概念的批评和改造还是切中要害,十分必要的。     

理想主义还是乌托邦主义——试论柏拉图对理想国的建构

柏拉图对于城邦的建构方式并不意味着他必定要偏向于某种政治乌托邦主义而游离于现实的政治生活之外,而是意味着他采取了这样一种基本的理想性态度和方法,即我们不仅要关切和反思现实政治生活的合理性,更要在政治生活的道德应当性和完善性的层面及意义上对政治生活进行建构,予以反思。这种理想并不是通过技术理性或手段而得到的可预知的理想,而是属于一种终极性的反思和关怀。这种理想主义作为永恒的超越精神,对现实的政治生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批判和引导作用。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而言,理想主义仍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维度。     

信息扩张与信念修正

AGM理论认为,不一致是地狱.当有新信息输入信念时,我们应该禁止扩张到不一致,而用替代的方式修正信念.艾萨克·莱维驳斥了这一观点,提出了区分审议扩张和常规扩张的扩张方式.然后,以信息价值和避免错误为标准,借用效用函数对扩张进行评估.最终得出审议扩张到不一致是不合法的扩张,但是常规扩张到不一致有时是合法的结论,同时驳斥了替代在AGM理论中是信念合法改变的基本类型.但是,莱维的信念修正理论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有待我们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