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有限理性决策视角

在相对收入假说框架下,基于消费者“有限理性”与个体自我约束,研究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及居民理性预期的修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不平等使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发生相反变动,显著扩大城乡消费差距,而居民理性预期的修正作用使得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进一步划分消费结构后,研究发现城乡收入不平等促进城镇居民生存型和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抑制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居民理性预期则修正城镇与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的偏离,也促进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以上研究不仅为全面理解城乡收入不平等与消费结构的关系提供经验证据,也为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提供有现实意义的参考依据。     

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以管理层短视为中介变量

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学术界尚存争议。以2000-2016年在A股上市的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风险投资进入对企业上市后三年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风险投资的参与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培育效应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中发挥主要作用;(2)管理层短视在风险投资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具有中介作用,风险投资进入后,通过缓解管理层短视,显著提升了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及强度;(3)通过后续融资服务引入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提供增值服务降低企业风险,是风险投资缓解管理层短视的两条重要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导致沿线国家落入债务陷阱了吗？

[提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显现。但是国际上以“债务陷阱论”为代表的负面评论也伴随而生。针对这一质疑,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根据数据完整可得性和地理标准,在沿线64个国家中选择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归入处理组,65个非沿线国家归入控制组,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验证“债务陷阱论”是否成立。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使中国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显著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导致沿线国家的债务水平显著上升,反而具有一定的降债效应。因此,“债务陷阱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成立。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CFPS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CFPS2018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分化和质量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分化和质量均起到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对就业影响中发挥一定调节作用;教育与社会资本在就业分化和就业质量中分别具有互补和替代效应;健康与社会资本在就业质量中存在互补效应。两类资本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显著代际差异,人力资本是影响新一代农村劳动力就业分化和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而老一代就业分化和质量则受到两类资本的双重显著影响。基于此,在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和社会资本积累的同时,应兼顾群体共性和代际差异特征,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有序转移。     

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

构建出口贸易碳强度指标,将出口贸易增加值与隐含碳置于同一分析框架,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在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出口贸易碳强度演变趋势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不同参与全球价值链指标对中国整体与细分行业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及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行业主要以后向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更深而服务业位置指数更高;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碳强度以2005年为界先上升后下降;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出口贸易碳强度水平差异明显。除位置指数外,全球价值链前向与后向参与度、前向生产长度和深度GVC指数对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均为正,且深度GVC指数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促进作用最显著。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后向参与度和前向生产长度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促进作用减弱;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位置指数的提高会进一步降低出口贸易碳强度,资本与知识密集型行业深度GVC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拉动作用减弱。规模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明显,结构和技术效应均会降低前向参与度与深度GVC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正向影响。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降低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政策建议。     

扶贫政策的负外部性及其化解

在脱贫攻坚中,对重点贫困地区的精确瞄准与偏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对非贫困县、非贫困村与非贫困户产生了必然的政策负外部性,表现为县域脱贫结构失衡、村庄帮扶悬崖效应与边缘人群争贫风险。究其原由,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竞争性的政策汲取、排他性的政策分配与分割性的政策评价是负外部性的三种发生机理。为此需要建立上下融合减贫机制,探索社区主导发展模式,拓展村民赋权参与空间,通过政策纠正、调适以消解和弥补政策负效应,强化政治决策与分配的正义性。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基于科技投入的门槛效应分析

金融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金融发展理论界探讨的核心内容。该文用1998—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统计数据,采用面板回归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农业科技投入水平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农村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双重农业科技门槛效应的结论。当农业科技投入处于较低的水平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影响,随着农业科技投入的提高,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逐渐变小,并最终转变为正向影响。因此,要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作用,既需要农村金融自身发展革新,还必须加大农业科技投入。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教育溢出效应——基于贫困儿童人力资本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一项专门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政府无条件转移支付项目。基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利用2012年和2014年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面板倾向得分—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低保对贫困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并从家庭教育物质投入和时间投入两个角度检验了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深度贫困还是轻度贫困儿童,农村低保均能够显著提高其认知能力,尤其是对深度贫困儿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异质性分析显示,相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儿童,农村低保对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贫困儿童认知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同时,相较于东、中部地区,农村低保对西部地区贫困儿童认知能力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路径分析显示,农村低保主要通过影响家庭教育物质投入,间接提升农村贫困儿童的认知能力,但并未改变贫困家庭父母的时间配置偏好。因此,政府应该适当提高农村低保的补助标准和瞄准效率,并从儿童的教育、健康等方面设置合理的受益条件,使得农村贫困家庭优先将一定比例的补助金用于儿童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充分发挥出农村低保的教育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