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资本对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基于北京市的实证研究

在测度城市文化资本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将城市文化资本作为一个虚拟变量引入到外生扩展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之下,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及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以北京市17个区县2005-2011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研讨城市文化资本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中,分离出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影响作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城市文化资本是影响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显著因素;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影响程度低于物质资本、制度资本,但是高于人力资本,而且,城市文化资本的水平越高,其对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推动作用就越大。     

军乐嘹亮——记上海市南湖职校二分校军乐队

军乐队是我们学校非常重视的一个特色社团,成立至今将近三年,目前有三十余名成员。队中成员均为男生,常常在各类艺术表演中出场,也在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上现场吹奏国歌。每周能在现场演绎的雄壮国歌声中开始一周的学习生活,这给学校师生带来极大的动力。在军乐队里,队员除了练习,还有登台演出的机会,这极大地增加了军乐队对     

欠发达地区大学生村官幸福感测量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测量了欠发达地区大学生村官幸福感的组成及其影响力。研究表明:大学生“村官幸福感”主要取决于“情感支持”“工作开展”“成功求职”“生活质量”“环境适应”五个构念;改善大学生村官职业“对婚恋影响度”,提升“父母支持度”“村干支持”“报考难度”“专业匹配度”“经济待遇”,增强“与村民语言沟通”“自然环境适应”“风俗接纳度”,有助于提升大学生村官职业的幸福感水平。     

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中美比较

采用频度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中国服务贸易壁垒问题,建议中国应该参考其他国家设置服务贸易壁垒的技巧,循序开放国内服务市场。     

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的实证调查

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两类户籍制度,在农业转移劳动力向城镇居民转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农民工”这一身份.这一背景下,探讨如何使长期在城市居住的农村人口享受到国家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居住证制度的更多福利和市民权利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和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当前新疆城镇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得出不同来源地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差异,要通过提高农民工个人素质和迁入地与农民工的匹配度推进市民化进程,并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水平估计方法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队列视角的分析

已有研究运用全国生育率统计数据,验证了利用初育年龄能够对终身生育率进行较为准确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文章应用2010年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和四川五省以及2013年吉林省的农村人口整村抽样调查数据,对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的显著负向相关关系进行了再次验证,并通过对微观个体生育行为的分析,发现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他因素对二者同时产生的反向影响,并从队列视角讨论了农村人口生育水平的估计方法。实证结果表明,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初次生育前有过外出非农就业经历的,初育年龄越大,同时终身生育数量越少;其配偶的上述个人特征对于生育时机和数量的影响则表现出与前者相异的作用。虽然独生子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二者之间的负相关性,但是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宽,文章所使用方法的可靠性也将增强。因此,对于经历了明显时代变迁的农村人口而言,利用同样为队列指标的初育年龄估计终身生育水平的方法,更有利于对农村人口的变化趋势进行长期预测,从而为人口预测工作以及相关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民营企业人力资本薪酬策略设计及其运用方法研究

基于薪酬是作为激励企业不同类型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的重要经济杠杆,对不同类型人力资本采取不同的薪酬策略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我国民营企业①人力资本薪酬水平相比其他性质企业仍很低,企业人才的激励、留用与争夺都处于劣势。本文从薪酬结构、薪酬水平以及薪酬组合三方面制定民营企业不同类型人力资本薪酬策略设计原则及其具体运用方法,旨在增强民营企业薪酬的外部竞争性、内部一致性以及绩效激励作用,从而提升民营企业人力资本薪酬竞争力。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语言学习焦虑多维研究

语言焦虑与语言学习紧密相关。从学习者的性别、地域、专业、英语语言水平四个维度对语言焦虑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被试在与英语本族语人交谈时焦虑程度最高。英语课堂焦虑总体水平不会因性别、地域、专业差异而有太大改变,却会随语言水平的提高而降低。焦虑因子害怕上英语课失败、对英语课的消极态度和其他未归因项目存在具有统计意义的性别差异;焦虑因子言语焦虑和负评价恐惧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不同专业被试在四个焦虑因子与未归因项目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语言水平被试在三个焦虑因子和未归因项目上存在显著差异。     

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知识溢出机制研究

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得出,金融集聚有利于区域内知识溢出效应的发挥,通过集聚网络知识的系统效应、创新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信息升级效应,提升中心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此外,如果区域间知识水平差距过大,会形成知识锁定的局面,造成区域间知识溢出阻塞效应,拉大区域间主体知识水平差距,从而加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因此,营造区域间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落后区域的企业给予更多的金融支持,拓宽中小和新兴企业的融资渠道,引导性地使金融集聚发挥辐射作用,能够使金融的正向集聚效应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宋代吏人的文化水平与政府运转

北宋末期全国约有90余万吏人,若以十分之五的识字率统计则有40余万。这是宋代数量最大的识字群体,代表着宋代官方治理的实际水平。中央政府的吏人必须通过严格的文化考试,对在职吏人也毫不放松文化水平的检测。重要岗位吏人的专业水平,不仅有利于执行国家政策,还能上升为政治制度。部分胥吏甚至达到科举及第的水平,跻身于官员队伍。宋室南渡之初,没有成文的典章制度可以遵循,基本依靠老吏记忆旧事,才能延续赵宋体制。地方政府吏人的主要工作也是负责文案,不少地方官员还要向他们学习实用的官场规则和公文知识。在州县与民众之间全靠乡村吏人,联系方式主要是文牍往还。常规性的家庭财产登记都是由书手、承帖人等基层人员完成,负责编造、管理租税征收的各种文书。挨家挨户催收税赋的税吏也要达到识字、计账的水平。有的人家送子弟入州县学校读书,目的是为了充当差役。宋代大部分吏人拥有一定的文化素质,这是维护政府运转的基本保障,也是士大夫阶层之外更为实用的知识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