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流动人口初育年龄分布及差异分析

运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婚育情况进行分析,重点研究了2014年女性流动人口的初育年龄分布特征及差异。研究发现,女性流动人口的初育年龄与曾生子女数呈负相关;流动导致初育年龄推迟,近年来婚育年龄差距呈扩大趋势。2014年女性流动人口的平均初育年龄为26.9岁,且平均初育年龄流动人口不同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流动特征及生育地和再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基于"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背景,针对研究结果,政府应当加强流动人口妇幼保健服务管理,社会应当宣传倡导新型生育文化,而流动人口本身也应当合理安排生育时间和计划,共同提高流动女性的生殖健康水平和出生人口素质,从而促进家庭发展和社会和谐。     

秦汉女性生育水平评估

秦汉时期,在鼓励性生育政策之下,女性生育水平与制度的关系尤显重要。总体评估,秦汉处于低生育水平。虽制度干预初婚年龄等,使平均初育年龄(21岁)提前,再育年龄(26岁)偏早,一半以上育龄女性初育4年内完成1-2孩生育。但平均生育数量仅约2.2个,并且生育群体不平衡,平民阶层出身女性平均生育数量偏低,只有2个。由于家庭生活经济压力的主导因素,秦汉生育性别比呈现出分阶层、时段与区域性严重失衡的现象,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发展。秦汉国家制度干预不能有效提升生育水平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国家制度与家庭经济生活之矛盾;二是国家制度对家庭生育的直接干预忽微。     

土族人口生育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对土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孩次别生育率、低年龄生育率及人口再生产率进行了考察。认为土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尽管有较快下降，但仍然存在较为普遍的多育和早育现象。为此，应当从发展民族经济、提高教育程度、改善健康状况及拓宽就业渠道等方面入手，促使土族人口的生育模式趋于优异化。     

农户家庭生育水平变动趋势及原因解析——基于甘肃省1683个家庭的社会调查

本文基于2017年甘肃省农户调研数据,剖析了人口生育水平变动趋势,运用泊松回归探究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原因.结果显示,实际总和生育率为1.65,1997—2017年间,生育率持续下降,育龄妇女规模不断缩小,生育年龄后延,种种迹象表明,生育率存在继续下行的可能,少生优育成为生育的主流趋势;收入水平显著负向作用于生育率;妇女自身的素质水平、家庭负担均对生育率存在显著影响.在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和社会经济转型叠加的大背景下,本文为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女性教育结构与终身生育率——基于率分解法的结构效应分析

国内关于教育与生育水平的研究多以微观个体为分析单位,宏观结构层面的分析较少。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1941年至1964年的女性出生队列为研究对象,采用标准化和率分解的方法,讨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宏观结构变化在我国终身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效应。结果显示,教育结构在终身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效应逐渐增强并存在显著的户籍差异。当各教育程度对应的生育水平降至较低水平且趋于稳定后,结构效应便会凸显;结构内部的异质性越大,结构效应越明显,由此表明宏观结构变化同样是我国生育水平下降的重要因素。这些发现对于全面理解女性个体发展及生育率下降过程和原因有着重要意义。     

中日两国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比较

利用中国和日本的现有资料,分析两国已婚妇女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意愿与行为的差距及部分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约十年前,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都高于现实的总和生育率,且日本妇女期望子女数远大于其现实的生育水平。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类别、闲暇时间、本人兄弟姐妹数量对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有影响。个体生育意愿是动态的,与个体所处生命历程阶段相关。在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下,了解真实的生育意愿和行为,掌握两者差距的特点,才能够准确预测生育水平,制定有效的人口发展政策。     

科学研判人口形势 积极应对人口挑战

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基本判断: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 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低生育率是一种全球趋势;中国生育率走低的因素仍在强化;"自主生育"应该是计划生育政策继续调整的方向;中国人口总量在2028年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21世纪末接近10亿。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比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应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的战略重点应该是充分挖掘人口素质红利,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提升替代和应对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用质量换数量。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是人口未来发展的确定性趋势,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逆转。人口发展战略对老龄化问     

生育政策调整下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需求与完善

立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持续低迷的生育意愿,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 性和迫切性。 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从托育服务市场发展、生育保障水平、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分析了社会对于三孩生 育政策相关配套支持措施进一步完善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回应需求,从完善托育服务市场、提高生育保障水平、促进女性职 业发展等方面对三孩生育政策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完善提出建议,力求从多角度积极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以进一步提高生 育水平,助力实现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     

辽宁省出生人口萎缩与生育政策调整研究

辽宁省育龄妇女数量和出生人口数量多年来一直呈减少趋势,生育水平已经进入超低状态,尽管面临新的生育高峰,但由于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也不会引起出生人口的较大反弹.因此,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调整生育政策,将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以维持合理的人口再生产.     

新疆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六普"数据对新疆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新疆人口生育水平与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执行情况、妇女受教育程度存在高度相关性,而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水平之间却是中度相关关系。这与目前有研究认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经济较发达东部地区的生育率有显著影响,而对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作用不明显的结论相一致。     

政策取向生育率模型及在江苏的应用

鉴于生育政策在决定中国妇女生育率水平高低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为进一步认清现行生育政策对未来人口发展形势的影响．本文建立了政策取向的生育后果仿真模型并运用它对江苏未来妇女生育率进行了估算．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生育政策调整对农村人口结构的影响

生育政策调整会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对未来人口结构发展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生育政策调整幅度设定三种生育政策实施方案,运用队列分要素法的基本原理构建农村人口预测模型,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2014－2035年中国农村人口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方案一中,农村出生人口规模将进一步缩减,到2035年,人口结构金字塔呈“倒三角”形态,人口发展的衰退趋势明显;方案二中,农村出生人口规模会明显增加,到2035年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方案一有所缓解;方案三中,农村出生人口数进一步增加,到2035年人口结构将更加年轻化,人口发展较为稳定。可以说,目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有利于缓解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性矛盾,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人口转变的再认识——基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相关理论，虽能大致描述和解释过往历史特定时期或某些阶段的人口现象，但在理论解释力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包容性上存在明显局限。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并且它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下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变迁下不断发生更替和转换，共同推动着生育率转变。纵观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五个阶段：低自然生育力、无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上升、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高生育率阶段，较高自然生育力、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高自然生育力、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低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下降、极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低或极低生育率阶段。实际生育率是自然生育力和意愿生育率在有效生育控制力的调节作用下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容量约束下的节育行为影响。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保护民族生育力，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问题研究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当前我国人口除了规模巨大外,还呈现出“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少子化”的特征,面对人口新形势,适度生育是保持人口长期动态平衡的关键。低生育率情况下,国家政策如何促进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是一个紧迫的时代命题。本研究从生育率持续低水平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层次结构性挑战、我国人口负增长产生的原因及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的历程、现状以及面临的瓶颈入手,借鉴日本和新加坡的生育支持经验,从政策顶层设计、生育政策属性、紧迫的现实问题、“一胎体验感”、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包容性等方面提出了完善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思路和建议。     

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基于孩次的验证

低生育率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产生冲击,找出影响我国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为生育主体提供良好氛围和相关机制极其重要。以2016年中国金融家庭数据为基础,以每个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不同孩次的相关情况加以区分,研究女性劳动参与对不同孩次生育率的影响,从而揭示女性"低生育之谜"。结合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模型,采用二元变量模型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的关系并验证其内生性。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对一孩和二孩生育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反,女性配偶的劳动参与对家庭中生育一孩和孩子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和社会应当共同给予女性支持,分担女性的育儿负担,在政策层面上转移用人单位的用工负担,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保障职业女性的权益,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研究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同时将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育政策会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一类、二类生育政策较严格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1个孩子,三类、四类生育政策较宽松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2个孩子,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KHB方法验证了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发现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也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高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解释了生育政策放宽后,我国的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又下降的现象。总体而言,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受家庭、社会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应创造"生育友好"的家庭、社会环境并完善生育福利政策,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     

未来40年安徽省户籍人口变动趋势

以安徽省历年人口数据为参数数据,依次对未来总和生育率、期望寿命、出生性别比以及生育模式等参数进行了估计;再以2000年户籍数据为队列数据,采用队列因素法的场景预测方法,预测并分析了未来40年安徽省人口总量、人口分布、老龄化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等变动趋势。     

皖南农村人口形势与影响农民生育行为的因素

利用皖南两县五村的社会调查数据,可以分析农村人口变动以及影响和制约农民生育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在所调查的农村中,人口自然增长已出现零甚至负增长。加之人口外迁,人口增长呈绝对下降趋势。偏好男孩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民生育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但从长远看,该因素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是有限的;抚养小孩的成本日益提高以及观念的改变已成为制约农民生育行为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这两个因素是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农民生育行为制约的长期性作用不会因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而改变。     

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8年CLDS数据的分析

生育保险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背景，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保险对已生育一孩女性的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无任何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享有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再生育意愿高出7.7%。拥有生育保险能更显著地提升具有传统生育观念、独生子女家庭、城镇户口以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再生育意愿。为此建议，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生育保险的生育支持功能，加强农村地区生育保障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