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口译中的文化传递

翻译语言即是翻译文化。英汉语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两种语系所承载的文化特征出现了视域融合和冲突现象。习语和诗歌典籍翻译是英汉口译中凸显的文化现象,这两部分的文化传递是口译员在现场信息处理的重点。口译的即时性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口译员应注重培养跨文化意识。提高对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加强双语的文化储备,即时进行双语的文化解码,充分发挥好沟通作用。     

近代汉口市政改革对租界的效法与超越

20世纪前期,汉口市政改革经历了从最初学习效仿租界,到政府直接学习西方最新的市政成果,最后超越租界的曲折过程。这一曲折过程表明,市政独立统一是决定市政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按照现代市政体制进行构架的独立的汉口市政府建立后,力谋城市统一建设管理,结束了近百年多头市政的混乱局面,特别是一批带着现代西方最新市政理念、亲历西方现代市政最新成果的海归派专家积极投身其中,付诸实践,使汉口市政焕发出现代青春的夺目光采,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市中最耀眼的明珠之一。     

夜幕下的琴童

每当夜幕降临,武汉汉口吉庆街的大排档就开始喧闹起来。这个颇具“俗文化”特色的小街上,吹的、拉的、弹的;哭的,唱的、跳的;擦的、照的、画的样样都有,而孩子们拉琴卖艺称得上是这里特色中的“特色”。在摇曳的灯光下这里每天晃动着十多名琴童的影子,女孩有叫梦梦、星星、晶晶和兰兰的;男孩有叫王飞、郑昆的,还有的叫不上名字。他们中最小的只有4岁,最大的10岁,几乎都没有上学。孩子们来自湖北黄陂、安陆和云梦等山区和农村,随父母和亲戚流动栖居在京汉大道一带。孩子们的琴技有“自学成材”的,也有被大人花钱送去“速成班”培训“学成归来”的。琴童晚上拉琴,白天睡觉,一日两餐,吃的是客人剩下打包回家的饭菜。琴童一天可赚二三十元钱,一家人几乎靠孩子养     

民国时期商人团体与财政治理——以汉口商会为中心

财政为庶政之母。在近代政府公债的承募、货币改制及税政改革过程中,政府多依靠逐渐兴起的新式工商团体的作用实现财政功能的拓展。汉口商会作为区域商人利益集体代言人,在财政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汉口商会就财政举债积极发声,参与政府对公债的整理以求维护财政信用与债权人利益。为维护商利,汉口商会不仅参与地方货币的整顿,更积极倡导币制革新,谋求币制统一。随着新式工商税收的相继开征,汉口商会从纳税人角度就税率标准、征稽方式等与政府展开了深度的互动,甚至在税法的修订、减征或缓征等涉税问题上与政府激烈博弈。政商之间围绕财政问题互动博弈一定程度展示了近代新式商人组织参与国家财政治理的复杂面相。     

笔记体作品与城市史研究——以《汉口丛谈》的人物资料为例

《汉口丛谈》是清代学者范锴所著的一部有关武汉地方历史的笔记体作品,其中记载了100多位与武汉相关的人物的资料。这些人物包罗广泛,有社会上层的官员、学者、士人等,也有社会下层的乞丐、妓女等。人物资料的来源包括:辑录于其他文献资料,当时人的著作,人物的文学作品,当时人的口碑资料,这些人物与作者的交往资料等。《汉口丛谈》记载了各阶层的人物,为人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人物资料。有的人物比其他文献中的记载更为详尽,有的人物因其口碑资料、与作者的交往资料的运用,增添了其他文献中所没有的资料,人物形象也更加生动,显示出《汉口丛谈》作为笔记体作品在城市史研究中的独特的文献资料价值。     

移民、会馆与神灵崇祀 ——以清代汉口为例

汉口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商业重要性,也为商人移民提供了契机.会馆神灵崇拜不仅起到了整合商人和周围居民的作用,同样也是整合汉口官商的手段.本文以清代汉口为例,对移民、会馆与神灵崇祀三者进行了论述.     

市制建立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开启——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汉口)建市的历史考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政改革"方兴未艾,现代市制开始建立,武汉(汉口)成为中国最早建立起现代城市政府的城市之一。独立的颇具现代政治形态的市政府的成立,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意味的市组织条例被批准实行,特别市建制使武汉(汉口)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机遇。武汉(汉口)城市政府"按照现代方式"规划城市空间,以欧美城市为参照大手笔地展开市政建设,将城市管理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致力于市民城市共同体意识和城市生活习惯的养成。然而由于传统社会运行的强大惰性和惯性,现代城市化运动的动力先天不足,使得武汉(汉口)城市现代化运动虽精彩启幕,却一路坎坷,蹒跚前行。     

1891年俄国皇太子东游旅华述论

1890-1891年间，基于俄国皇室培育皇太子的教育传统，俄国皇室派遣皇太子尼古拉东游历练，历经意大利、埃及、印度、锡兰、暹罗、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爪哇、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其中，皇太子于1891年4月4-22日游览了中国的广州、汉口、金陵（未登岸）和九江（仅会晤了俄商）。由于当时正值俄国东方外交战略关注远东的时机，以致并不负有正式外交使命的皇太子东游成为俄国东方外交战略变化的表征；又恰逢东北亚中日冲突愈趋激烈，以致俄国皇太子的旅华又成为清政府努力建构和加强“联俄制日”外交战略的契机。俄国皇太子的旅华经历，以及旅华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中俄高层友谊于俄国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并直接影响到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发展。     

1928-1936年汉口人口规模实证研究——基于汉口市政府档案与原始材料的考察

1928-1936年间汉口人口经历了三个重要转变:一是人口总量发展速度经历了一个由快变慢的过程;二是由死亡数大于出生数转变为出生数大于死亡数的过程;三是由迁入数大于迁出数转变为迁出数大于迁入数的过程.在此三个转变中,汉口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一年是1930年,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一年是1932年.纵观这一时期汉口人口数量之变化,其自然增长对城市人口总量增长贡献极小;而这一时期迁入数与迁出数差值之变化趋势,与同一时期人口总量变化趋势一致.也就是说,外来人口的涌入或迁出,是导致这一时期汉口人口变动的主要原因.     

论晚清汉口堤防建设对城市环境变迁的影响

汉口是一个依堤为命的城市,晚清以来沿江租界堤防、汉口堡、铁路堤尤其是张公堤的修筑,对汉口城市环境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市内及周边水域、水系发生变迁;市区内外陆地面积自然增加;城市气候和卫生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为汉口城市土地开发、城市空间拓展以及近代汉口市政的进一步展开与勃兴奠定了基础,从而为城市环境的后续变迁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