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企关系的人工智能时代公共治理难题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让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纵向上体现为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关系,横向上体现为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且这种网状关系与公共领域中新出现的三类问题,即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成熟造成的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了传统的社会形态而使传统社会向新时代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由于人工智能的不当利用产生的问题相互影响。     

公共危机中的谣言:认知判断、功能分析与治理路径

伴随公共危机的发生,谣言总是相生相伴.对于谣言,人们往往把它与虚假信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无论是从谣言定义的理论阐释,还是对危机谣言传播的实证分析,都不约而同地发现,谣言所传递的信息,未必完全虚假,有些谣言不仅信息真实,而且还回应着公共危机的特殊情境,之于公共危机而言也未必完全是消极影响.因此,对于谣言,尤其是公共危机中的谣言,人们应该做到客观判断、双重认知;对于公共危机中的谣言治理,也需要采取辩证思维,在寒蝉效应与言论自由之间寻求平衡.     

城市公共艺术与文化软实力的对接关系研究——以广州为例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除军事经济之外让别人主动接近的吸引力,城市公共艺术也是一种与大众有亲缘关系的艺术形态。某种程度上说,城市公共艺术是文化软实力在艺术领域的一种显象。广州城市公共艺术在器物层、行为层、制度层诠释了文化软实力的静态和动态的维度。     

论对伯林式自由观的批判与再建

自由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一个常谈常新的主题，也是一个被赋予最多样化含义的一个哲学概念。形形色色的话语体系都试图“垄断”关于自由的解释，并互相攻讦。伯林宣称的消极—积极式的自由理解曾经主导了对自由的认识，但上纪中期以来它日益受到诸多批评，被一种叫做无支配自由的“第三种自由”所取代。     

唐肃代时期剑南道政治地理研究(757—767)——以东西两川的分合为中心

从至德二年到大历二年的十余年间,剑南道先后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又由分到合,再由合到分的复杂过程。至德二年,唐肃宗为了消除玄宗幸蜀的影响将剑南道析为东西两川,东川初治绵州,后改治梓州,领十三州之地。广德二年,唐代宗又因西南边患将两川合为一道。永泰元年蜀中诸将为争作节度使而攻伐不休,唐代宗命宰相杜鸿渐入蜀戡乱,最终再次分剑南为东西两川,东川初治梓州,后移遂州,旋复治梓州,只领八州。东西两川分立的格局为宋代在西南地区置川峡四路提供了蓝本。然而,东西两川分立未能彻底消除蜀中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反而加重了西川百姓的负担,并激化了两川之间的互相排斥心理。     

马克思主义权力学说与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

当一个社会发展到需要拥有公共权力才能调整其公民权利运行秩序的时候,国家就会作为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而产生,直到进入共产主义才消亡。作为调整公民权利运行秩序的工具,公共权力来自于社会公众,但其自身固有的相对性、支配性和稀缺性等特征决定了其存在扩张倾向甚至可能侵蚀公民权利,故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和结果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在社会主义中国,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要不断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尤其要发挥国家审计在制约监督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论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社会转型下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使得众多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环境正义，作为利益平衡的“天平”，是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法律价值追求。然而，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在有法可依的应然与实际参与的实然之间存在差距。在环境正义理念的指引下，为了保障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应当对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公众参与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在法律上做出系统的规定，健全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权益，完善法律救济制度。     

公共外交的有效途径:体育外交

体育运动发展过程中始终与政治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体育外交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极具活力和魅力的内容。体育外交具有灵活性、亲和性、直接性、公开性、风险性低及依附性强等特点。体育外交作为公共外交的有效途径,对外可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对内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如果说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支撑,那么体育就是实现中国梦的翅膀。